“他在法国西部的一所医院里去世，官方的说法是，他在周末查出心脏有问题。”这是2月19日——即法兰西学院宣布阿兰·罗伯·格里耶院士去世的第二天——《纽约时报》转引法国方面的报道。
    
    在这句话之前，《纽约时报》对他的评价是“20世纪50年代法国最重要的先锋作家之一”，这个评价虽然冠冕堂皇却多少显得有些虚无缥缈。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领袖，一面旗帜，但是，有谁又能说自己真正了解他呢？这是一位谜一样的作家和导演。苏珊·桑塔格专门写过许多法国名宿，对于罗伯·格里耶却常常一笔带过（虽然她也称赞他的批评是最优秀的批评之一）。
    
    在格里耶去世后，法国总统萨科奇发表讲话称：“法兰西学院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成员，毫无疑问，他也是最具反叛性的一位。”萨科奇只说对了一部分。格里郁身上继承了布勒东的革命精神，可是在写作上又表现得超乎寻常的冷静。《嫉妒》中事无巨细的具象描写和普鲁斯特的哮喘独白一样令人昏昏欲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罗伯·格里耶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小说是意识流加超现实主义的产物。《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时间的交叉、重叠是布努艾尔、达利和布勒东惯用的花招。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在一次小范围看片时，布勒东非常恼火，认为这部影片属于他的超现实主义领地，用这种方式来另立门户根本就不把他这个前辈放在眼里。
    
    他对巴洛克花园、巴洛克语言的热爱与布勒东也是一脉相承。不过，桑塔格却指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广岛之恋》的改写，是对回忆主题的另一种方式的思考，只是“去掉了《广岛之恋》那种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部影片中，到底是以雷乃的意志为转移，还是罗伯·格里耶占据了一个更主动的位置，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说明白，也许永远也说不明白了。
    
    格里耶说：“20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都像是迷宫。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写作。”不过在那些他为自己辩护所写的文章中（《快报》上以“今天的文学”为题的专栏，后结集为《为了一种新小说》），他的思路却似乎很清晰。他用博尔赫斯著名的小说来为自己张目。博尔赫斯在《<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悖论：一个重写《堂吉诃德》的人写出了和塞万提斯一模一样的书，但是他永远也不是塞万提斯。格里耶借此发挥说：你们写的像司汤达就能成为司汤达吗？既然不可能，那为什么不走向一种新的小说？
    
    和克劳德·西蒙一样，他是如此坚决，至死，他在形式上的探索都从未回头。
    
    《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
    
    “最了不起的理财策略是在一个人的收入范围内过上美好的生活。”
    
    ——格雷厄姆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