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装订、保存日记

　　关于董祖修带到总政的日记抄件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在沈阳军区，核对过程中，董祖修曾经把雷锋的日记本拆开过。为什么要拆开完好的日记本呢？当时完全是为了宣传报道的需要，为了让《雷锋日记》早日问世。自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后，全国各地记者纷至沓来，到《前进报》要雷锋日记摘抄，有的执意要阅读雷锋日记原稿。为防止珍贵的雷锋遗物丢失，又能解决新闻宣传的需要，董祖修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把雷锋的日记本拆开，然后组织人手前来抄写，抄完之后再装订上，当然，绝不能把日记本搞坏。

　　当董祖修把这个想法向领导提出之后，领导开始有些犹豫，怕把雷锋遗物弄坏。但董祖修过去在军区印刷厂精装车间参加过劳动，知道这种用锁线机装订起来的本子，拆开之后是完全可以再按原样装订起来，而且会装订得很好的。因此，他向领导说明了情况并请他们放心，领导也就同意了。

　　董祖修来到与报社同在一层楼上的军区文化部，请他们从军区文工团找来１０位同志，以便帮助抄写。然后，董祖修把雷锋的日记本细心地拆开，一打一打地排列了次序，并加上了号码。

　　大约用了两天的时间，雷锋日记（连同雷锋的笔记本里的少量日记）的整个抄写和初步校阅工作进行完毕。董祖修逐篇细读，订正了个别标点和文字。这样，一份完整准确的雷锋日记抄件，便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为《雷锋日记》的早日出版争取了时间。

　　日记抄完之后，董祖修最关心的要算是装订日记本的事了。他请报社与军区印刷厂最熟悉的同志把拆开的本子亲手送到印刷厂装订。军区印刷厂对雷锋的遗物十分珍惜，他们特意请一位老师傅，按照精装的办法，把几册日记本一针一线地装订起来，然后把封面粘好。日记本被带回来后，大家一看，不仅几乎和原来的一样，而且比原来的旧本子订得更结实了。

　　不久，雷锋的日记本、笔记本共９本，连同雷锋其他遗物一起，被征集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长期珍藏。

　　雷锋日记抄件在上交之后，经总政宣传部审查，共选辑１２１篇，约４．５万字，于１９６３年４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第一本内容丰富、文字准确的雷锋日记。这本日记的出版，满足了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急需，也成为对雷锋的“永久纪念”。

　　一张纸条与一段著名的“日记”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董祖修到雷锋所在连队采访时，在雷锋的小箱子里发现了几册笔记本，这些本子上也有一部分内容是日记。董祖修在阅读新发现的日记时，突然从打开的日记本中飘落下一张小纸条。他捡起一看，是雷锋的笔迹，上面写着：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董祖修如获至宝，喜出望外。这四句话用春、夏、秋、冬四季作比喻，把一个革命者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对待错误思想以及对待敌人所应有的正确态度，非常精辟地表述出来，是雷锋形象的真实写照，是雷锋精神的高度概括。他想，如果把这四句话，同雷锋的事迹结合起来宣传，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底，《前进报》在研究对这四句话如何处理时，董祖修以负责的态度说明了事实，肯定这是出自雷锋日记本中的一张纸条，而不是来自日记本身。大家认为，四句话虽然不符合雷锋日记的实际，但它并没有违背雷锋的生活实际，所以决定选用。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其中的第三句，即“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同其他三句相比，末尾少了一个形容词，但是为了忠于原作，刊载时没有随意增加文字。

　　１９６３年，董祖修等人在沈阳和北京校对雷锋日记的过程中，考虑到这句话在全国人民中的传播和影响，因此斟酌再三，最后还是确定把它保留，加在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１日的日记之后，中间加了一句连接词：“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

　　《唱支山歌给党听》与雷锋日记

　　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贯彻总路线的高潮，诗坛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这时，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２７岁的姚筱舟创作了一首３段１２句的短诗。兴奋不已的他把署名“焦萍”的新作寄到省城，当年的５月２６日，第８期的《总路线诗传单》上就刊登了他的这首诗，全文如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不知从什么途径，雷锋在日记中摘抄了姚筱舟的这首诗。雷锋牺牲后，《前进报》把这首诗当成了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雷锋摘抄的诗内容如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雷锋共对诗进行了三处修改：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另一句“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雷锋又删除了诗中有关“大跃进”内容的最后四句。《前进报》刊登“雷锋”的这首诗后，其他几家报纸也作了转载。

　　雷锋日记里的这首诗引起上海歌舞剧院朱践耳的注意，雷锋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这位音乐家。雷锋牺牲后，朱践耳为了纪念他，决定把这首“雷锋遗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特意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朱践耳谱曲一气呵成，之后就把新作寄到了《文汇报》。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并附有３００字的“唱法说明”，标题也改成了《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这首歌曲的首唱者是上海歌舞剧院的任桂珍，后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西藏学生才旦卓玛也唱起了这首歌。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此歌，才旦卓玛也一举成名。历史在这里开了个玩笑，朱践耳最初谱曲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雷锋，才旦卓玛也是为了雷锋而歌唱，阴差阳错间，一首平凡的小诗因为雷锋而红遍全国。 （程世刚 摘自2007年12月《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