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美）

艾伦·金斯堡

　　六十年代的核心不是变幻无常的时尚或经媒体包装的大师们信手拈来的自相矛盾的口号，也不是任何狭义的政治观点，而是发生在当时公众事件背后的意识的变迁。正是这一发生在情感与习俗深处的革命成为六十年代最持久的影响。无论结果如何，美国人的道德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个时代，不仅年轻人留着长发，冲上街头，许多其他人也根本地改变了生活方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伊甸园之门》中我试图发现某些线索，它们连接了政治文化与毒品和摇滚文化，中产阶级学生的不满与黑人青年的认同问题，抗议者和嬉皮士青年的激进行动与诗人、记者、音乐家和知识分子的表演风格。一如许多早期的浪漫主义者，他们用自我来度量外部世界，同时又将自我带入了从未涉足的领域。他们在群体的吸引与自我表达的需求之间摇摆，致力于寻找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社群。

　　我将艾伦·金斯堡视为这些倾向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发源于前个时代的地下反文化。他最近的去世引起了媒体广泛而善意的报道，这表明他仍是一个偶像，甚至在他赖以生存的文化瓦解之后，仍然融贯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潮流。
   
　　金斯堡不仅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诗人，而且在他最出色的时候，还是一位极富个人色彩的作家，既机智，又大气。他是一名惠特曼或布莱克式的游吟诗人，有着预言家的声音，同时对诗歌传统有着敏锐的理解。无论媒体形象还是文字形象，他都游刃有余。他不仅对性和毒品情有独钟，而且对政治抗争充满热情。他虽皈依佛门，却从未隐身而退。他是一名波希米亚式的激进分子，却始终保持老派犹太左翼的风格。他一边不知疲倦地自吹自擂，一边对他的朋友们夸赞不已。但他又是一名能施展魔法的表演家。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表后，他父亲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他本人是一个名气不大的诗人，曾经当过中学教师。但是，当我把这篇文章收进书中发表时，金斯堡本人愤怒地向我抗议，因为我指出他的作品今不如昔，并且在七十年代迷失方向、东倒西歪的文化潮流已经将他抛弃。他的异议（他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到死仍是诗人。”）不仅反映了一位作者对批评(无论多么善意)是多么敏感，而且反映了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无视社会的指责，保持对自身宗教观的坚定信念。金斯堡一生的所有线索———他对语言和想象所具有的神奇威力的超现实信仰，他的政治精力和个人勇气，他的崩溃，他对精神变异的执著探索，他的性冲动，他对朋友的忠诚，他的宗教追求，以及他对自身名望的巧妙利用———都属于“垮掉一代”传递给六十年代的一个更大的自由主义文化。
   
　　金斯堡是完美的五十年代突变体，代表了一大批人，他们在一个压抑的时代长大，遭受了痛苦的身份冲突，终于冲出重围，得以用全新的方式来表达自我。金斯堡是一个披着沃尔特·惠特曼外衣的霍尔登·考尔菲尔德或詹姆斯·迪恩。一如《在路上》和《嚎叫》，《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无因的反叛》都充满了惊人的先见之明。五十年代青年文化的主角是一群一筹莫展、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六十年代则使它获得更多的政治和先知的色彩，而就此而言，金斯堡功不可没。金斯堡在保持其独特个性的同时，一边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边寻找精神的超越，他的所作所为预示了一个新的年代。
   
　　从根本上说，这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和宗教的倾向是六十年代情感的核心。美国在历史上时常出现宗教狂热，例如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大觉醒”，其所形成的好斗和反叛的气氛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这种精神的狂热把各类人群联系在一起，包括教会支持的民权示威者，参加摇滚狂欢或“大众聚会”的青年，还有对美国在越南的暴行深恶痛绝的反战分子。这一狂热还影响了另一些人，他们有的力图从性、迷幻药和摇滚乐中寻求解脱，更多的人则在寻找生活中新的目的感。还有一些人在乌托邦理想的召唤下，背离了你争我夺的社会，“回归自然”或到公社里生儿育女。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以上种种乌托邦策略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一些大学的学生静坐抗议引发了暴力冲突，使校园陷入分裂。同样，文化分歧造成美国社会的两极对抗。性解放和迷幻药使一些人迷失方向，甚至丧命。与此同时，某些反战分子和黑人激进派最终在极度愤怒中走上绝路。与这些极端行动相对应的是许多中部美国人的过激反应，他们在心怀叵测的政客和自封的卫道士的怂恿下，对一种他们无法接受和难以理解的文化作出强烈反弹。
   
　　但是这些极端的情形丝毫没有反映事情的全貌。许多六十年代长大的人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变得成熟而睿智。如果他们难免一丝伤感，那是因为主流文化将他们视为神圣的价值弃置一旁。尽管如此，这些价值最终得以确立：性自由；妇女、少数族裔和残疾人权利；对权威的健康的怀疑，甚至某种嘲讽；对不同性偏好的宽容；反对军事冒险；保护环境；以及一种更加随意和不拘一格的新型社会生活。在政治上，对六十年代的反弹使右派处处得势，然而，在文化上，新思想已经无孔不入。
   
　　……
   
　　我在七十年代写作此书时，六十年代在迅速远去，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可能完全忘却自己的青年时代，虽然我们对当年使我们忘乎所以的激情和幻想感到难堪。醉心于激进变革的呼唤或我们自身动机的纯洁始终是有风险的。六十年代某些旷世奇想幼稚得令人瞠目结舌。然而，不知为何，这恰恰是那个十年最吸引人之处。虽然它有时将年轻人引入毒品和暴力，使他们放荡或性乱，但它也造就了一种始终超越其时代的大同和平等的崇高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