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英国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我国英语界的老前辈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其实首先并非因为其诗其文(均非常晦涩，据说甚至连其本国学者都难以读懂)，而是因为他与中国英文教学的因缘。可以这么说，他几乎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英文界大家以及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代宗师。而今，燕卜荪两大卷的传记《威廉·燕卜荪的一生》(WilliamEmpson：ALife)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齐，该社甚至还出版了《威廉·燕卜荪书信选》。以上新著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位曾让一代中国诗人与英美文学研究者受到过教益的“外教”，将发挥“填补空白”的作用。

    传记第一卷名为《威廉·燕卜荪——在中国人之间》，可见中国经历在其中的位置。该卷从追溯燕卜荪的祖先以及家庭出身开始，直到他于1939年“二战”爆发后离开中国途经美国回国结束，该年他33岁。来中国前，燕卜荪经历了其人生及学术生涯的几件大事。1925年，他入剑桥大学的玛德琳学院念数学，在“异端”会议与学生会的辩论中常能听到其“无力而愤慨的短促尖叫声”，并开始以剧作家和诗人扬名。1926年，在当时剑桥的学生文学期刊上发表评论，作者认为其关于著作、戏剧与电影“草率而尖刻”的评论成为了他批评思想快速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1928年，与他人共同创办《实验》杂志，力图将艺术实验、哲学实验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结果被斥为“聪明的年轻人可悲地尽讲废话”。在本科期间，燕卜荪用自己的话说，沉湎于“让人头晕的夸夸其谈”，其诗歌创作是“孤独与受难”的产物。作者追溯了其部分“苦难”：对一位同性古典专业学生的单相思(《书信》组诗中包含的绝望)、与一位女博士生短暂的灵肉放纵(导致了其辉煌的学术生涯的中断)。1929年6月，他获得了“特别荣誉”一等学位(据赵毅衡的说法，1927年他改学文学，因此他获得的是文学学位)，并享受马格达莱纳学院奖学金。但不久，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他称之为“爱之引擎”)，校方取消了其资格，并将他逐出了剑桥(“奇怪饶舌的小城”)。燕卜荪剑桥生涯的终结让他专心于自己的处女作《复义七型》。在该著作里，他并不认为晦涩(因词法、句法、心理因素分为七类)与思想的深刻相得益彰；他想证明的是，当晦涩被一位娴熟的诗人运用时，便能表达我们非言语现实中许多方面的模棱两可或令人惊奇的经历。在传记作者看来，这是在张扬批评的敏感，反对科学主义，与他的导师瑞恰慈走的是不同的路线。经导师介绍，他1930年远赴东京当英文教授。在那边，他因为酗酒以及不听劝告执意同学生与女性保持密切接触而时有丑闻。1934年合同期满不再续约，他回到故地布鲁斯伯里，过着清贫、散逸的生活，恰如诗中所说“渐渐地劣酒充溢着整个血管”。

    1937年，燕卜荪乘坐跨西伯利亚列车来到中国，此时北京大学已南迁。他随当时在中国推广“基本英语”的瑞恰慈夫妇乘船去了香港，随后到中国内地边走边聊。当时三校在长沙、衡山建立临时大学，燕卜荪来到这里报到，并著有长诗《南岳之秋》。他关于中国的诗还有《中国》、《中国谣曲》等四首。传记作者在此澄清了一些传闻佳话，如他认为燕并未默写整部《奥赛罗》，因为他手中备有一部1850年版的莎剧全集。1938年，他随学校继续南迁到昆明，并开讲英国现代诗——奥登的《西班牙》。

    传记第二卷《威廉·燕卜荪——对抗基督徒》记述他回国后进入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后担任中国部主编，但他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工作。战后，他举家(已有妻儿)来到北京大学教书。该卷对他的二度来华描写不多。1952年回英后进入“外省”的一个较小学校谢菲尔德大学担任英文系主任，直至退休。在该卷，作者对燕卜荪的怪异婚姻关系、双性恋、酗酒、在公共场合常有失体面，当然还有对他本阶段的许多晦涩的学术著作做了具体的描述。他的经历与性情就像他的诗作专著那样特立独行，看来也只能在谢菲尔德大学这样远离“中心”的地方才能生存下来。传记作者约翰·哈芬登(JohnHaffenden)是燕卜荪生前“钦定”的。他查阅过所有能接触到的有关档案，并采访过英国、美国、中国与日本仍在世的当事人，自1984年燕去世后编辑了一系列他的散文集与诗集，堪称燕卜荪权威。最后，请允许我抄下赵毅衡的一段话结束本漫谈：

    “1983年9月，巫宁坤教授有机会到英国访问77岁高龄已经退休的燕卜荪，细数联大北大同事别后的坎坷生平，感慨万端。巫宁坤邀请燕卜荪重访北京，而且‘不必演讲’。不料燕卜荪回答说：‘我喜欢演讲！’可惜，这个在中国演讲了半辈子的20世纪大学者，第二年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