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马开创的独特的新诗之路

梁光焰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有一种诗，读来感觉离我们很近，它发奸擿伏，言我心声，字里行间透着真挚的关怀；有一种诗看了觉得新奇，它简洁朴实，诗意奇崛，从头至尾充满了智慧和创造。这就是被誉为诗坛“异数”的非马的诗。“异数”即是独特，独特就是创造。非马诗创造是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改造现代手法，走着一条两相结合的道路，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生长。因而，非马的诗既有唤醒功能，也有激发功能，它不但可以召唤沉淀的“民族记忆”，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震惊和深思，也可以激发人的警醒与创新。非马曾在《我的诗路历程》一文中说：“……用现代主义的技巧来表达现实的社会与生活，这确实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我替自己悬了一个高远的目标：‘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至于能实现多少，只有看我自己今后的努力，以及读者朋友们的鼓励与鞭策了。”可见，这种两相结合的创作姿态，一直是非马的自觉追求。非马开创了一条独特的新诗之路，非马诗创造为急需走出困境的新诗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非马这种创作原生点，与他的天赋和教育经历密不可分。在广东潮阳老家时，非马受过较好的国学教育。由于伯父捐了一大批图书给非马就读学校，非马成了该校图书室的特权读者，他因而能自由出入图书室，几年间读完了几百册国学书籍。去台湾以后，非马凭借自己非凡的天赋，进入当时名满台湾的台中一中，碰巧他的国文老师是图书馆馆长，给他介绍了不少好书，国文的新学和旧学，非马都受益颇深。留美以后，由于非马兴趣广泛，博闻强志，他广泛精深地接触西学。非马置身于两种语言的世界里，用母语写自己的诗，翻译英诗，也用英语写作。因而两种文化在非马身上碰撞交流，他用敏锐的眼光和聪慧的大脑去选择、去创造。可以说，非马的天赋和生活经历都是这个“异数”的出现的必然条件。

一
在传统中，非马首先找到了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传统是中国诗歌的主流，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诗歌精神。《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便是把诗歌作为反映社会治乱的睛雨表。到了汉代，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乐府诗和五言古诗，都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思想性，继承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建安风骨”至西晋的左思、东晋陶渊明、刘宋的鲍照，一线贯穿，一直承递到唐代。然后，杜甫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高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一忧一叹中，包含着社会和人生的沧桑，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生活内容，他的诗无愧于“诗史”的称号。到了中唐、晚唐时期，元稹、白居易、杜荀鹤、聂夷等，更是呼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自觉地发扬现实主义传统。当文体由以格律诗为主转向以词为主流时，“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精神依然坚挺，造就了一批忧国伤时，以国家为已任的诗人词人，陆游、辛弃疾堪称代表。到了清代，黄遵宪再一次发扬“诗界革命”，主张诗歌要有时代特点、反映现实，他把十九世纪末中国历史的一切重大事件，全写进诗歌中，充分发扬了身为改良派诗人真挚的爱国情*。《诗经》奠定的中国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成了历代诗人自觉学习应用的典范。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诗歌精神的一面旗帜，这面大旗威风八面，凌风烈烈，它成了中国诗歌的特质和图腾。
非马毫不犹豫地站在这面旗下，因而显得光彩照人。非马诗歌题材来源广泛，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能入诗。他用一双充满愁苦、忧郁的眼，找寻人间的苦难；他有一副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个性，批判世态丑恶；他有一颗圣洁、辽远的心灵颂歌自由和理想。
非马曾说：“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和爱心，是我理想中好诗的首要条件，……”非马的一组非洲和中东题材诗，倾注了他的极大关怀和热情。他写中东难民，说“连黄沙/都熬不住焦渴/纷纷钻入/难民的眼睛鼻孔耳朵与嘴巴/讨水喝/却发现都是些/被抽光了原油的枯井”(《中东风云》)。想象奇特，描述冷静，但冷静的背后深藏着巨大的忧虑和悲悯；他写非洲饥饿的儿童，说“一个大得出奇的胃”吸走了笑容、母亲的泪水、皮下一点点肉，吸起了眼中的漠然和惨绝人寰的呼叫(《非洲小孩》)。他放大了饥饿标志——胃。胃，这个正常的身体器官因饥饿异化成了巨型怪兽，吞噬一切欢笑与快乐，原本快乐的童年却成了饥饿的牺牲品；《生与死之歌》写索马里小孩被活活饿死的惨不忍睹的场景。非马还写战争，他笔下的战争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苦难的根源。在《越战纪念碑》中，诗人通过一个老妇人在万人塚寻找战死的爱子，抚摸儿子致命伤口这种母子之间的变异关系来揭示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灾难。除此而外，非马还追问生命的苦难历程，寻找民族的悲壮历史，彰显人生和历史的悲烈意义。比如《黄河》：“根据历史书上/血迹斑斑的记载/这千年难得一清的河/其实源自/亿万个/苦难泛滥的/人类深沉的/眼穴”。非马把苦难放大，然后再纳入历史长河之中。这种思维方式从整体上提升了非马诗歌苦难情结的审美意义——他不是仅仅展示伤痛，更深层次上，他还在挖掘生命的惨烈与伟大。
揭露批判丑恶同抒写苦难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互见要义。非马的批判尖锐而广泛，既有对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生杀予夺罪恶的控诉，也有对人生丑态和人性恶的刻画。他写《投票：海地选举大屠杀》：“呼啸的子弹/在空白的肉票上/打下一个个/血淋淋的记号”；他写《台上台下》：“勾著忠臣孝子的脸/你在台上/唱作俱佳/在众目睽睽之下/连一举手一投足/都丝丝切合节拍身份//但在后台/我却看到你/懒散的斜倚着/一边抽烟/一边眯着眼/偷偷捏一/身旁的女戏子一把”。政治丑恶，人性虚伪卑劣昭然若揭。
非马对现实的关注是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他不仅看到阳光下的苦难和罪恶，也看到了苦难和罪恶之外的阳光。他呼唤自由，歌颂理想，赞美奉献。因而非马诗里能读到许多温暖的色调。《拜伦象前的暇思》就是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溶入对理想的提升。他把《萤火虫》铸炼成善和美的精灵，引领着我们重新回到纯真的童年；他把都市里的种花人比着《行走的花树》，说他们是最耐看的风景；他歌颂春夏秋冬轮回的《四季》，认为希望必将长成蓬勃的春天。非马总是以一颗热忱的心、渴望美的眼睛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去发掘希望、坚定信念，创造一个更美的现实。
其次，非马继承发展了传统诗歌的意象审美方式。
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运用比喻手法，借助外在形象来传达和寄托诗人情感。客观形象因而从单独的物质存在上升到历史文化存在，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这种观物方式是中国诗人和读者最习惯的方式，几千年的诗文化培养了中国人“象以尽意”的思维方式。因而中国古诗可以达到“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境界。意象是诗的生命，意象理论的发源地在中国，西方的意象派诗歌也是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因而意象对于进一步拓宽现代汉诗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非马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传统诗歌意象的审美方式。他“精心学习过古典诗词，他的作品除了继承古典诗词的精炼(炼字、炼意)和注重意境美的创造外，比之某些古典诗又增多了诗意的警示性和跳跃式的感情逆转。” 非马诗里有许多常规的、变形的意象，总括起来，其创造方式主要有嵌入开掘传统意象和创造新意象两种。
中国古代诗歌成就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累，作为一种文化，沉淀有许多容量丰富份量颇大的“意象光盘”，这些意象很能唤起作为现代人对于古代诗歌乃至古代文明的情绪记忆。非马有时直接嵌用，含不尽之意，胜千言万语。比如《中秋夜》：“从昂贵的月饼中走出/一枚仿制的月亮/即使有霓虹灯频抛媚眼/胆固醇的阴影仍层层笼罩/如赶不尽杀不绝的大肠菌//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你一声欢叫/月亮出来了！/果然在遥远的天边/一轮明月/从密密的时间云层后面/一下子跳了出来/啊！仍那么亮/那么大得出奇”。非马以传统的月亮作为情绪的出发点，快速打通古今，一下唤起了几千年的民族记忆，使读者很容易找到思维的共通性。除直接嵌入传统意象外，非马还开掘改造传统意象。在《长城谣》中，他把长城比作祖国母亲的万里脐带，用“孟姜女扭曲的嘴”把历史上广大人民群众为修筑万里长城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形概括出来。
从非马诗作的整体来看，他直接嵌入和改造传统意象的诗不占主要部分，更多的是他大胆创制不断涌出的新意象。由于非马诗作偏重抒写人的苦难情感，因而其意象都给人一种悲壮美或凄婉美。曾获吴浊流新诗佳作奖的《醉汉》，作者通过在曲折小巷蹒跚而行的“醉汉”形象倾诉对家乡、母亲的思念之情。他赋予醉汉“小巷走成万里愁肠”、“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的行走特征，利用时间意象和空间意象，激起人们强烈的感情共鸣，使人感到一种空阔、博大的悲壮情怀和美的感染力。非马创造了许多奇崛独特意象，因而给诗带来扑面的新意。他笔下的鸟(《鸟》笼)、马(《马》)、夕阳(《日落》) 、领带(《领带》)、狼(《黑夜里的勾当》)等都显示了作者独特的感受力和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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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注：由于篇幅，后为附。

二

对于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精神和古典意象审美方式，非马并非生硬照抄照搬。非马把它放置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之中，用现代手法来激活它们，让他们获得新的存在方式和供养系统。“他以现代艺术丰富和变革现实主义，既避免现代主义的弊端和西化倾向，又不停滞于旧有的现实主义的窠臼”。
非马把我们熟悉的诗人威廉斯、劳伦斯和桑德堡的诗译的生动传神；他还创作了大量的颇有成就的英语诗，1971年他的两首英文诗《梦与现实》和《在风城》被选入美国的英文诗选。1973年非马的英文诗《暴风雨前》和《哈佛广场》，被收入另一本英文诗选。这对他诗创作的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熟悉，所以非马可以智性地分析鉴别和吸取那些于我们有益的现代艺术菁华部分，并把它和本民族的传统艺术相互比较，使之互补共生，相互融合生长。非马诗创造实现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的包容与超越，其主要表现艺术思维方式的超越和表现技巧的兼收并蓄。
非马的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在他的诗创造中，既有常规感悟式的情感演出，也有现代派荒诞思维方式。后者为他的诗歌带来许多新意，也给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提供了更为先进锐利的解剖刀。非马荒诞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幻觉叠加、反向追问和矛盾共生三种。在思维中，忽略现实与个体存在，任由初级感觉系统自由活动，把所有感官感知的原生态无逻辑展示出来就是幻觉叠加。如《失眠》：“被午夜/阳光/炙瞎/双眼的/那个人/发誓/要扭断/这地上/每一株/向日葵/的脖/子”。午夜竟然有阳光，而且还炙瞎了人的双眼，被失眠折磨的快要疯狂的人，又发誓要扭断与他毫不相关的向日葵的脖子。诗人通过错觉、幻觉来写失眠人因睡不着觉而产生的扭曲心理。这种原生态的感觉展示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反向追问就是挣脱常规思维方式的束缚，反其道而行之。《鸟笼》《再看鸟笼》《鸟笼与天空》是一组同题诗，是非马反向追问思维方式典型。在鸟与鸟笼之间，我们通常想到的是失去自由的鸟，打开鸟笼，获得自由的应该是鸟，但非马却说是“把自由还给鸟笼”“把自由还给天空”“鸟笼/从此成了/天空”。非马诗歌的深刻哲理主要是由反向追问的思维方式获得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共同体，因而看到矛盾的双方，就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方向。非马诗歌是情感的智慧诗，主要因为非马善于矛盾地看问题。比如“好心的/他们/把它关进/牢笼/好让它唱出的/自由之歌/嘹亮/而/动听”(《笼鸟》)。再有《台上台下》中崇高与卑琐、正义与邪恶集于一身的怪胎。《五体投地》中对功利性信仰的批判，认为老妪虔诚的磕头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易”。通过矛盾的展示，解剖被神化了的现实，还原给我们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世界。因而非马的诗是智性诗。
诗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表达方式和结构方式。诗歌不是传授知识的工具，而是情绪的体验，是为读者创造一个新颖的、情感上的独特体验。非马诗歌从传统出发，大胆吸纳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引导读者进入他的情感体验世界。在诗的结构方式上，非马把丰富多彩的感性知觉内容与深邃睿智的理性抽象内容和谐的统一起来。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他的语言也呈现多种风格：写实与写意；机智幽默与冷峻深沉。写实注重细节，写意注重感觉，机智恣肆灵动，深沉满蕴热情。非马从传统出发，成功的借鉴西方歌创作技巧，扩展了新诗的生存空间，提高了诗歌的美学追求。

三

刘强说：“现代汉诗何处走？非马的诗创造似乎走出了路子”，非马的诗“在海外，也理应是现代汉诗的一个里程碑”。 非马从传统出发，以现代包容并激活传统的写作姿态，为现代汉诗开辟了一条宽阔的崭新途径。
中国新诗虽然历经80多年的发展，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资源，因而九十年代，新诗明显的“后劲不济”：读者大量流失，作品缺乏份量，平庸泛滥，圈子化、私人化、团体化写作意识十分严重，诗歌失去了共性，也缺乏共同的评判标准，写诗变成诗人之间的炒作。新诗病了！病了但不会死亡。因为诗是人类最高的艺术形式，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园地，是喧哗和浮躁之后的必然归宿。新诗被边缘化，除了因为突然到来的物质和技术文明一下子把人们推到了欲望的顶峰，人被急剧的俗化和物质化，精神空间被排挤和抢占，诗歌精神丧失了以外。主要还是新诗本身发展也有明显的缺陷，“诗体大解放后”的新诗只注重“新”，把几千年令人仰止的诗歌传统丢失了。随着喧嚣的沉寂，诗歌读者群必然要部分回归。因而新诗应该快速地从形式到内容进行自我调整，找到自我发展形态，促进诗歌读者的快速回归。
吕进认为，新诗要发展，必须进行诗歌精神的重建，而“诗歌精神的现代化重铸，关键是科学处理诗歌的中西关系……诗歌精神重铸离不开诗歌的本土。诗，是民族性最强的文学样式。”“不能弘扬传统，诗歌精神的重铸就无从谈起”。 然而，我们一直没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盲目崇洋，许多诗人只重视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关注，而忽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学习与继承。他们甚至鄙薄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学传统，对西方文化与文敬若神明。当下又在盲目追随着后现代，出现了许多格调低下歪诗、怪诗、淫诗、邪诗、鄙诗、贱诗、伪诗。
诗歌是一种最高的艺术，一种新诗体的成熟期十分漫长，那种好大喜功，随波逐流的心态根本不能属于诗。相对于诗，中国最有发言权，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是诗文化，卷帙浩繁中国的文学史诗几乎是一整部诗史。“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中华民族用诗来抒写个人和民族的苦难历程；也用诗来记录家园和国家的兴衰轨迹。诗不仅是中国人思索的利器，也是中国人贡奉灵魂的神龛，诗在中国取得了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古老的中国已把诗这种艺术从形到意演绎的精美绝伦。可我们为什么舍本逐末到国外去追随各种主义呢？我们需要一个寻找和认识血缘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过程。台湾诗人周伯乃说：“文学创作必须根植于斯土斯民以及斯土斯民所创造的历史与文化。……文学艺术的创造与文化传承是息息相关的。” 一平认为：“创造是以传统为背景的，其相对传统而成立。没有传统作为背景和依据，就没有创造，只有本能的喊叫……由此看来在现时的中国最大的创造就是对传统的继承”。
但传统不是解除新诗疾病的唯一良药，时代发展了，文化转型了，传统只有经过改造才能获得现实的生命力。现代艺术是西方较高文化成就，我们理应大胆地借鉴和吸收。“自由诗是舶来品，因此，与西方近现代诗歌的沟通与对话是自由诗体的美学提升途径之一”。 就舶来品来说，新诗的引进又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而现代汉诗的发展既要吸纳传统文化，又要关注西方文化，最大可能地拓宽生存发展空间。
新诗需要重建，而重建就要求创新，“真正要创新就必须植根于传统与现实，从人类累积的文化与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去追求现代艺术”。 非马之路似乎走出了一条真正的新诗之路。非马诗创造，就是新诗的创造。创造是项艰巨繁重的劳力，是“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大气和胸怀，不是轻浮的“城头变换大王旗”时髦和扬我声名的工具。

结语：新诗的发展不是单一的，而是应多元的，这种多元应在同根同株的基础上多元，只有当各元有着共同的养份和资源时，才能枝繁叶茂，长成参天大树。不同根同株的多元，最终会在各自争夺阳光水份的内耗中长成灌木。

非马，本名马为义，祖籍广东潮阳，1936年出生于台湾，1961年赴美留学，获马开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威斯康辛大学核工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芝加哥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核能发电安全研究工作，现已退休。非马1955年开始写作，著有诗集《在风城》、《非马诗选》、《白马集》、《非马集》、《笃笃有声的马蹄》、《路》、《飞吧！精灵》、《微雕世界》等。

非马秉持着现代诗的首要特征是社会性的观点，认为一个诗人必须积极地参与生活，勇敢地正视社会现实，才有可能对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作忠实的记录与批判；认为诗人不必凑热闹去歌颂光明，而应该是批露黑暗，这种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绝对必要的工作值得有抱负有胆识的诗人去从事；认为“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与爱心，是我理想中好诗的条件。”

这其中，以关注人类命运为的自然情结和生态意识不时闪现。诗人忧患的心态、敏锐的发现、睿智的感情、醒世的警言，给人以暗夜秉烛之感。

非马，他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基于对核能安全的研究而凸现于诗中。人类既要充分利用核能，又要严防核污染，特别是要防止核杀伤。这种用与防的缜密思考，以及对核杀伤力的认知，可以说是非马的自然情结与生态意识的必然诱因，加之生态劫难与环境灾难的触目惊心，使非马的自然情结与生态意识定位于一个现实与理想的切合点上。反映在诗中，则是其感性、知性、悟性的融通畅达。

首先看他的《核竞赛》：

整个世界/ 停止呼吸/ 在起跑线上// 黑色的信号枪/ 高高举起/ 对着太空的黑洞// 火燥的咽喉/ 一个按捺不住的咳嗽/ 正伺机窜出

再看他的〈广岛四十年〉：

四十年后/ 仍有被拉脱皮肉的/ 手/ 挣扎着/ 自废墟中伸出//
四十年后/ 盘踞在眼睛黑洞里的/ 桔光/ 正蠢蠢欲动//
四十年后/ 隆隆的响声/ 仍撼天震地/ 却摇不醒/自大愚昧的人类//
四十年后/ 更多的仇恨滋生/ 且辐射/ 成为趋向毁灭的/连锁反应

这两首诗，表现了非马对“自大愚昧的人类”将核能用于对抗、用于战争的批判。对广岛后遗症的审视和对全球多极化核对抗格局的鸟瞰，必然使他忧心忡忡，其诗，既是对历史的回眸，也是对未来的预警。

在地球上，人与自然万物是同生存、共命运的。在非马的众多作品中，表现他与自然的这种亲和关系的诗句俯拾即是：

打开/ 鸟笼的/ 门/ 让鸟飞/ 走// 把自由/ 还给/ 鸟/ 笼 ——〈鸟笼〉

我在露水的田野上/ 对着一朵小小的蓝花/ 微微点头/ 小蓝花也在风中/
频频对我点头//今天我起了个大早/ 心情愉快地/ 对着窗外的一只小鸟吹口哨/
小鸟也愉快地对我吹口哨 ——〈映象〉

作为一个/ 世界和平大广场/ 便必须设法/ 吸引成群的鸽子/ 自天外飞来//
让它们在广场上踱方步/ 让它们从游客的手上啄食/ 让它们毫无忌憚地咕咕/
在铜像的头肩上拉屎 —— 〈天安门〉

黄沙滚滚的黄土地上/ 要生存/ 便得全心全意/ 呵护/ 一点希望的绿 —— 〈黄土地〉

在都市文明的荒漠里/ 在远离肥沃泥土的天台上/ 你孜孜浇灌/ 要为这世界/ 增添一点/欣欣向荣的喜色 —— 〈行走的花树〉

然而，并非人类中的每一分子都如是的觉悟，人类自私自利的劣根性，使人类自觉凌驾于万物之上，表现出恣意妄为而不知其所为的愚昧和贪婪。非马的许多作品，对这种顽固不化的愚昧和寡廉鲜耻的贪婪进行了冷峻的嘲讽和有力的抨击。

在〈一女人〉这首诗中，非马以诗笔作解剖刀，直指人性的虚荣与残酷：

为了一顶帽子/ 教唆男人/ 去扼杀七只羽毛艳丽的孔雀// 他永远快乐/ 永远象开屏的孔雀/ 在七面镜子里/ 寻觅自己的/ 尾巴

在台湾，每年冬天都有成群的伯劳鸟过境，一些人用网大量捕杀，街头巷尾到处是卖烤鸟的摊子，许多人手持烤熟的鸟在那里喀喳喀喳地咀嚼。看到这种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滥捕乱杀、暴殄天物的奇观，非马怀着为伯劳鸟请命的心态和对人性贪婪的憎恶写了一首〈罗网〉：

一個張得大大的嘴巴/ 是一個圓睜的網眼/ 許多個張得大大的嘴巴/
用綿綿的饞涎編結/ 便成了/ 疏而不漏的天羅地網// 咀嚼聲中/
珍禽異獸紛紛絕種/ 咀嚼聲中/ 彷彿有嘴巴在問﹕// 吃下了那麼多補品的人類/
到底是個什麼滋味

对中国那场史无前例的全民杀灭麻雀的壮举，非马也进行了反思：

他們用鑼用鼓用鍋用鏟/ 用手用腳用嘴巴呼喝叫囂鼓噪/ 跑著跳著追著趕著/
從這樹到那樹/ 從這村到那村/ 從這天到那天/ 不讓絲毫喘息/ 飛飛飛飛/
到精疲力竭氣絕墜地// 當勝利者高高舉起/ 小小獵物微溫的身體/ 竟瞥見/
逐漸閉起的白眼內/ 突然抽搐起來的/ 自己
　
本来是值得怜悯的麻雀，却怜悯起捕杀它们的人类起来，这种怜悯在其后农作物和森林爆发的虫害中得到了应验。非马对那场要把麻雀赶尽杀绝的荒谬运动的质疑，其寓意是深远的。

每年冬天，在纽芬兰岛浮冰上出生的小海豹群，长到半个月大小的时候，全身皮毛纯白，因此引来大批猎人的大肆捕杀，直到小海豹毛色变成褐黄色，失去商用价值为止。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曾刊载了两张这种捕杀场面的照片，一张是一只小海豹无知而好奇地抬头看一个猎人高高举起木棍；一张是木棍落在小海豹头上的血腥场面。这两张照片，不知道多少人看过了，但有几人能对这种行径进行声讨？非马却因此写了〈猎小海豹图〉，对这两张照片作了深刻的诠释：

牠不知木棍舉上去是幹什麼的/ 牠不知木棍落下來是幹什麼的/ 同頭一次見到/
那紅紅的太陽/ 冉冉升起又冉冉沉下/ 海鷗飛起又悠悠降下/ 波浪湧起又匆匆退下/
一樣自然一樣新鮮/ 一樣使牠快活// 純白的頭仰起/ 純白的頭垂下/ 在冰雪的海灘上/
純白成了/ 原罪/ 短促的生命/ 還來不及變色/ 來不及學會/ 一首好聽的兒歌//
只要我長大/ 只要我長大…

这首诗发表后，使台湾的许多青少年深受感动，并在1995年由音乐工作者雷光夏谱曲，制成CD在台湾发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外，非马的〈看鹿〉、〈他们用怪手挖树〉、〈鸟笼与森林〉、〈未来画家〉、〈温室效应〉、〈圣婴现象〉、〈台北组曲〉等作品，都生动表现了他对自然万物的关怀和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表达了他对维护生态平衡与保护自然环境的严重关切和深远思考。堪称当今环境保护题材作品的代表之作。

原载： 珠江环境报，2000.5.24；僑報副刊，2000.8.21; 華報，2001.1.5.

诗人非马在他刚刚出版的诗集《没有非结不可的果》里提到，「诗」，是温暖及活泼他的生命的软体。「绘画与雕塑」，是他的新欢。

写诗已经三十年的诗人非马，最近十年，将他一部分的创作精力用在绘画和雕塑上。他和「芝加哥华文写作协会」的会员及会友们，分享了他在写作二十年之后，开始艺术创作，诗文与绘画及雕塑互动的历程。已过了耳顺之年的非马：「创作，创作，再创作，是生命力的来源。」

非马，原名马为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核子工程博士，曾在芝加哥「阿冈国家实验室」从事能源及环境研究多年，现已退休，专事写作、翻译、绘画及雕塑。曾任「伊利诺州诗人协会」会长，为台湾「笠诗社」成员。著有诗集十四种，包括英文诗集「秋窗」（AUTUMNWINDOW）及译著多种，并主编「朦胧诗选」及「台湾诗选」等。曾获台湾「吴浊流文学新诗奖」、「笠诗社翻译奖及创作奖」、「伊州诗赛奖」、芝加哥「诗人与赞助者诗奖」，另曾举行个人绘画及雕塑展。

在艺术领域里，非马最喜爱音乐，后来受到能诗善画的台湾作家楚戈一次到芝加哥作客时对他说：「只要肯学，每个人都能画。」的激励；再后来又恰逢太太大病初愈，急需艺术的滋润调憩。他便和太太一起拜师学油画及雕塑，师从画家周氏兄弟外，又得画家赵渭凉及涂志伟的不时指点，使他越学越起劲，深深尝到诗以外的创作乐趣。

非马在摸索中，以他对现代诗的体验，来看诗、画及雕塑的异同。他说，诗、画及雕塑最大的不同，在於现实性。诗所使用的媒介，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语言有它约定俗成的意义。因此，他认为，诗及包括诗在内的文学，不能离开现实太远。

但绘画就不同了。它所使用的媒介是颜料。在画布上涂一块红色，它可能代表一朵花，可能是太阳下山时的晚霞，也可能是一个兴奋小孩的脸，更可能是恋爱中情人火热的感情。非马笑说懂得欣赏现代画的人，不会盯著一幅画去问它像什么？只要它给我们一种美的感受就够了。

谈到现代诗在现实性之外和绘画、雕塑相同的另三个特性。其中有创造性，亦即所有艺术都必须创新。至於浓缩性，在诗是不用多余的字句，结构严密精炼。在艺术则是不滥用线条及颜色，节制感情，使画面简洁，繁复但不紊乱。

不过，他强调，现代画、雕塑，与现代诗一样、最重要的，还是在於它的象徵性。也就是用一些现实或超现实的意象。去引发观众、读者的想像力。

写诗，又画画，做雕塑，将后两者与前者配合在一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非马已经陆续完成了一些，希望将来出版「非马诗画集」。很多文友看了他所挥洒出来的色彩，总是含著一股生命力，画面上的形像，不论是具象或抽象，各以其自由的舞姿回旋在画布上，犹如一场缤纷的文学与艺术的嘉年华。

一九九五年，非马出版了他的英文诗集《秋窗》，书的封面，是一张女性的画像，画中的女人，眼睛特别的斜长，脖子如天鹅般的弧线。非马的画笔礼赞妻子大眼在饱满中的灵黠，秀长的鼻尖。细致的脖型，是诗人心目中美的象徵、「进入中年的妻／这些日子／总爱站在窗前梳妆／有如它是一面镜子／／洗尽铅华的脸／淡云薄施／却雍容大方／如镜中／成熟的风景」。非马并把这本书做成雕塑，于是，画嵌在雕塑上，成了双重的艺术。

非马雕塑、从五彩斑斓到素色一体。从具体到抽象。它们最大的构思、都是在表现诗人藉外在的形体，发泄心中的孤寂和对周围环境的思考，以及无论是那一种艺术作品，最难挖掘的都是人与自己的关系。

非马喜欢随意创作，也对书情有独锺。因此常将废弃不用的厚皮书，覆饰以雕塑原料。形成雕塑的体态，上面或雕以符号，或刻上自己的诗句，彷若探寻古典的刻痕，又和现代诗文时空交错。但也常以诗的意思来创作图象。

想写就写，想画就画，想雕就塑，非马试得开心极了。能够同时以三种不一样的创作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考、观察，非马觉得乐趣无穷。当然，他也一直处於挑战中，不断地尝试能将理想的意念，在现实中，以手和笔来实现。他也期许自己，一如他在「学画记」里的几句话：「在斑斓世界大调色板上／你试验了又试验／知道迟早会调出／一种连上帝都眼红的颜色」。


原载：宏观报，2001.3.1

非马，是一匹神游诗空的双翼飞马。他的飞姿和雄腾早已在我的视野之中。

非马系美籍华人中的一位杰出诗人。也是华文诗界的“异数”。

他是诗人，又是核工博士。他兴趣广泛，样样出色。他用华文和英文写诗，也用中英双语译诗。并主编了现代诗集四种。绘画和雕塑又是他的另一种艺术追求。

他曾说过：“我的诗路应该能为中国现代诗提供一条可尝试的途径。”他的这一努力，营造了一个独特的“非马现象”。为华文诗界增添了活力和能量。

他不断地成功，不断地辉煌，已有110多位诗人、诗论家、教授、学者在研究他的诗，海内外报刊发表评论和研究他诗作的文章已逾200篇，他的诗作已被收入世界各地90多种选集。

他是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得好的成功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创造，具有中国传统新诗的变革以及创造性。的确，他为新诗的发展方面，独辟蹊径、立竿见影。

议论他的成就和追求，一篇千字小文是无济于事的。

非马先生大我几岁，但诗艺方面，他的确是我所敬佩的。

我最喜欢他的几首小诗，是放在案头常常翻看的，每读必有新意的。他写过一首小诗〈山〉：

小时候／爬上又滑下的／父亲的背／仍在那里／／仰之弥高

此诗极短，但很精，是大虚大实的上品。山，属于大自然，是崇高和威严的象征。在非马的笔下，山又是父亲的“背”，演化开来又是民族的脊骨。这种自豪感和悟省令人心颤，令人落泪。一个“仰之弥高”把诗意提高到了无限。古代诗家煉字煉句，而现代诗人在这方面成就突出者并不多。非马是一个例外。

还有一首就是〈鸟笼〉：

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

初读此诗，令我惊奇和感叹，他怎么想到了把自由还给鸟笼，这样寓意不凡的“反逆思考”的句子来？这让人叫绝。他的思维方式，这里就与众不同，高出一格。从“物”入“虚”，扩大诗的空间，哲理的光辉，引读者神游一方妙境。

在一般人的眼里，“鸟笼”是自由的、主动的、掌握别人命运的。非马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浅薄的。只有深入思考，变幻地思考，辩证地思考方能得出“鸟笼”也不自由的道理来。这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大跳跃。这种大跳跃的实践者，就是非马。这是一个大实大虚的自由之境，非马来去无阻。

最使我动情的是他的名作〈醉汉〉；这是一首经典式的只有39个方块汉字组成的小诗，而它的每一个字，都具有金石的分量。它的意境和象征，不是一般长篇巨著能够负载得了的。诗文如下：

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

非马先生随父赴台以后，便与留在广东潮阳的母亲断绝音信，流落他乡，如一“醉汉”。“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那种别离之苦和流落的彷徨撼人心扉；那种别梦寻亲的心路历程更使人“回肠荡气”。

此诗所包涵的抽象意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一颗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他那种诗行里的沉重的脚步声，怎么能够不扣人心弦？

还有他的短诗〈黄河〉、〈罗网〉、〈鸟〉、〈比萨斜塔〉等都是难得的佳作。短诗精到这等地步，没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生活积累是做不到的。

独辟蹊径的飞马，无疑在华文诗歌的辽远天空，会打出七采奇光，我们期待着。


2001年9月1日，北京安外星野斋，匆草

非马（1936～ ），原名马为义，祖籍广东潮阳，清b入美籍。生於台湾，不久随家人回原籍，1948年再到台湾。台北工专机械科毕业后，曾在台湾糖厂任职。
1961年到美国，先后得马开大学机械硕士及威斯康辛大学核工博士学位。1969年到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能源研究，一直住在芝加哥迄今。

他真正开始写诗译诗，是到芝加哥定居之后。早期作品大部分在台湾《笠诗刊》上发表，并成为笠诗社同人。近期作品则遍布台港、大陆及东南亚等地华文报刊杂志。美洲的中文报刊也常有他的诗作出现。他的诗饮誉华文文学世界，并多次获奖。列名国际诗人名录、国际作者及作家名录。

他的诗结合了乡土文学的精神本质和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用凝炼浓缩的语言营造惊奇的意象，表达具有多重内涵和象徵的内容，是非马诗的主要特色。已出版诗集《在风城》、《非马诗选》、《白马集》、《非马集》、《笃笃有声的马蹄》、《路》、《非马短诗精选》、《四人集》、译诗集《CHANSONS》（《香颂》）、《裴外的诗》、《头巾──南非文学选》、编选《台湾现代诗四十家》、《台湾现代诗选》、《台湾诗选》。

非马的诗脍炙人口，海内外近百评论家在海内外近百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近百篇评论非马诗的文章，反响之大为当代诗坛所罕见。例如：“非马的诗，以对社会人生的热切关怀和冷静的哲理思考见长，是反映现实和超越现实的统一。非马是一位将乡土诗歌的精神本质与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的诗人”。（李元洛）“非马诗的字、句、章法结构异常精警、凝炼、特出，对中国传统小诗形式有著创造性的发展，甚至可说是非马式的小诗文本。非马这种随意赋型，型意兼备，充满发挥整体符号及形式功能的独到诗艺，是对远自《诗经》、唐宋七绝五绝、近由冰心宗白华等人重新演出的小诗文体的不可怀疑的发展，值得中国诗坛刮目相看。非马其人其诗的独创风格，至少对大陆诗坛将是潜在的冲击”。（荒野）“非马的诗风潇洒，独树一帜，意象鲜明、干净利落。他的招数是点到为止，令人有拨云见月，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因此而余味无穷”。（李魁贤）
“非马的诗往往以最平凡的事物去寻求意义的突破，令人惊喜”。（萧萧）“我觉得非马的诗是社会性的，有前景、后景，有立体感，具有革命性的，很现代。
他的诗虽然很短，却令人感受强烈”。（林亨泰）“非马的诗创作，结合了乡土文学的精神本质和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王渝）“看非马的诗，从题目一开始便忍不住被某种引力诱惑，一直想要看到最后一行为止，看完有时会不自禁地发笑，或得到冲击性的感动。这种感动是纯粹的知性感动，或可以说是科学化的感动，绝无伤感性的渣滓夹在里面，清净而干脆。我喜欢非马的诗有这么可贵的特性”。（桓夫）“用凝炼浓缩的语言，营造新鲜惊奇的意象表达具有多重内涵和象徵性的内容，这似乎是非马的主要艺术特色”。（安晨）“我以为在当代台湾著名的诗人中，非马作品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现得最为强烈。非马的诗的艺术特色：（一）科学与文学的紧密结合，（二）强劲的爆发力，（三）深沉的主题，（四）有力的讽刺。非马诗的世界是非常浩阔和丰富的。”（古继堂）“对於许多诗人与诗论家来说是尖锐对立的诗与科学，在非马那里却得到了和谐与统一。”
（李黎）

就创作态度而言，非马是入世的，他的诗表现自然、参与社会、探讨人生、关注民生、剖析时代，字里行间蕴含著深沉、凝重的人生希冀。非马并不是亦步亦趋地临摹生活，他殚精竭虑，在生活的土壤里培育出自己诗的种子，在生活的光谱中寻找到属於自己的色彩。在这过程中，他坚持进行用现代主义的手法表达现实生活与社会的尝试。他大胆吸收现代派表现手法，同时警惕恶性西化，走火入魔。
非马的诗中没有现代派诗歌的荒诞虚幻和神秘晦涩。他对现代派的借鉴体现在作品中的是技巧。非马为自己订了这样一个目标：“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这一目标的确定，使他的诗在结构、语言、节奏、音韵诸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既不同於乡土派，又不同於现代派，而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

非马对养育了自己的台湾，是那么熟悉，关注，对台湾社会的畸形变态和种种腐朽、阴暗面洞若观火，对於因人道主义精神被践踏而出现的种种社会惨象，他的感觉异常敏锐。《孤星泪》是诗人针对社会的颓败和残酷，唱出的一曲揶揄之歌。
作者在“附记”中写道：“报载台湾有孤儿受雇为丧家哭坟的惨事”，这是社会生活中反人道悖逆行为所带来的一种特异现象，这首诗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人道沦亡的图画，“那满满一眼眶的泪水，晶莹如纯真的珍珠，不善加利用，岂非暴殄天物？”诗人控诉了这种暴虐的迫害对人格的侮辱，这种迫害和侮辱加在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儿身上，更显得残忍。一首短诗喷涌出了多少爱和恨的感情啊！在《运煤夜车》中，那些背负著生活重轭的矿工们的悲惨命运，震颤了读者的心，他们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死神随时可能降临。非马从今天社会的危机中看到了理性的危机，看到了外表秩序井然的理性世界内里充满了荒谬的混乱。这些诗在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否定中，表露了作者压抑不住的愤怒，他用凝重的笔触呼唤人类良知的复归，呼唤对善良、正直、勤勉的普通小人物的同情和关心。这些诗充满深厚的人民性，从中不难看出诗人与劳动民众保持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

表现下层社会小人物的苦难与不幸，只是非马诗歌复杂内涵中的一个层次，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非马通过自己的作品建立了一个属於自己的艺术世界，那是一个富於正义、充满人性的世界。

对於人类为祸之烈，莫过於战争了。诗人对於人间这个散布仇恨、自相残杀的魔鬼深恶痛绝。诸如《路》、《天使降临贝鲁特》、《祭坛》、《国殇日》、《广岛四十年》、《越战纪念碑》等，读非马的这些诗，感觉它们就像是以人为主题的多声部、多旋律的乐章，发人深思，令人感奋。

非马的诗取材广泛，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历史、民族都汇於笔端，对台湾、美国、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均有涉猎。他的诗文大都以“自我”为座标，强调诗人的主体感觉，努力将诗的瞳孔聚缩到生活的细微处，寻求感情的触发点和凝聚点。非马的诗没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反理性倾向。对於社会，非马有一种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为他的诗打上了较强的理性加工的痕迹，他几乎所有的诗都具有鲜明的实感。

《乌鸦》是一首托物造怀的小诗，意味隽永，内涵幽深。全诗采用拟人化手法，以乌鸦比不识时务者，进而委婉地表达了作者不甘流俗的兴趣志向。诗中的乌鸦不肯说恭维话粉饰太平，表明诗人对不愿虚与委蛇态度的肯定；乌鸦不理会别人对他的态度，一心想做良心诗人的行为，表明诗人欣赏我行我素，对传统习惯势力的反叛精神。这首诗寄托了诗人执著的生活态度，也隐隐流露出某种孤独的心态。

非马的一些诗将生活的形像、历史性思考、诗人的体验有机地聚合，读者从诗中捕捉到一种深沉悠长的内涵。例如《黄河》。非马对祖国和人民一往情深，但他的情感表露不满足於一种直白的方式，历史以一种深沉的气韵形态贯注於这首诗中，诗人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深重的苦难，也使读者看到她面对苦难的生存伟力。

近四十年来，由於人为藩篱，台湾与一水之隔的大陆分裂了。饱尝飘零之苦，受尽分裂之痛的非马抚今追昔，怎能不感慨万千？非马在写某些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时，往往能独具慧眼地从中发掘出一些独特的感受，给人以深思和启迪。
在《游牧民族》中，诗人称自己是“无根的游牧民族”的一员，诗中的意境，经过作者的点化，交融於对祖国、历史和人生的一种深切的体味，从而构成悲怆深沉的艺术氛围。

生活在美国的非马，常常为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而叹息。在《猎小豹图》、《罗网》等诗中，对人类大肆捕杀珍禽异兽的行径加以猛烈抨击，呼吁保护生态环境，这类写实的作品，具有直接干预生活的效果。

综上所述，非马的诗“比写实更写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比现代更现代”则是指在诗的艺术形式上不拘成规，大胆探求，勇於突破。非马不满足於（或者说不屑於）沿袭前人的创作路子，而乐於别辟蹊径。在非马的诗中那些纷纭复杂的时空交错的意象画中，读者不禁对人生、社会、现实和历史产生一系列深邃的联想。力求将自己对外界的感觉与自身的思想感受融合起来，借助事物意义和形态上的比喻构成复杂的意象，这正是非马诗歌的一个特色。

非马的诗还蕴含一种深沉的讽刺格调，笔者认为他无愧於诗人中的幽默大师称号。
“狗成为人类的忠实朋友／是在发现自己长有一身香肉／之前？或之后”（《狗》）反讽艺术技巧，在这里达到了绝妙的体现。《太空轮回》是就美国计画用火箭载人类的骨灰上太空而发的感慨。非马诗中的诙谐幽默、辛辣的讽刺，并非廉价的哗众取宠，博人一粲，而是具有匠心的艺术构思，每每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色彩。非马诗歌的语言简洁、明快、准确、达意，他把这归结於自己所从事的科技工作的训练。


原载：《海外华文文学名家》，潘亚墩(日旁)、汪义生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非马近年来创作更见繁盛，台湾诗坛称之为“现代诗的异数”。确实他的诗具有极为独特的艺术风貌，使人一见就认得出，一读就难以忘怀。平白简短的几行，却似蕴藏无穷的韵味，耐人咀嚼，给人美的享受。探讨其中奥秘，总结其艺术经验以为借鉴之用，当是很有意义的事。


一、求新--以“反逆思考”为核心手段

创新是艺术基本法则之一。非马的诗脱尽陈词滥调，处处给人予新鲜感。诗人对「新」的刻意追求在意象的择取上就显露出来。烟头、鞋子、领带、电视等本与缪斯无多少缘分的事物，却由他携入诗歌殿堂，令人耳目一新。而这种奇特的意象择取又与某些作家热衷於怪诞诡谲、故弄玄虚截然不同。诗人的眼中始终没有离开现实世界。他只是喜欢从周围日常生活中寻找别人未加注意、不曾使用过的意象。除此之外，诗人还常有引人注目的奇特诗思。例如《香烟》：“烧到手指头的时候/烟灰缸的乱坟堆又多了一具尸首/注定被点燃吸尽捻熄的生命/仍在不甘心地呼最后一口气”。由於诗人主观情感的投射，一个平时被人视为废物的烟头，却成了执著於生命的顽强意志的象徵。可以看到，有意识地反逆人们平常的观物、思维习惯，是诗人“求新”的独特方式。用非马的话说，即“从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找出不平凡的意义，从明明不可能的情况里推出可能”(1)。创新虽为艺术的普遍法则，但通向“新”的道路却因人而异，从这里往往显示出作家的独特风貌。 择取别人不曾用过的意象，自然能“新”，但如果择取的是一般诗人常用的意象，这时“反逆思考”就更重要，其作用更为突出，诗人的独特性也表现得更为充分。最典型的例子是《鸟笼》：“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打开鸟笼，放鸟返归大自然，这是多少文人墨客咏叹过的主题，它几乎成为人类响往自由的公共象徵了。而非马却硬是将它拉向相反的方向，呼喊“把自由还给鸟笼”。这种前所未有的呼声，无疑
给读者一个巨大的“不意的惊奇”；而惊讶之余，必然更深刻地体会到”束缚他人实自缚”的哲理内涵。在这里，反逆思考成为翻旧为新的主要手段。这种手段在非马诗中运用广泛且效果奇佳，像《构成》也是一例。它不写风浪中海鸥在飞翔之类滥调，却写道：“不给海鸥一个歇脚的地方，海必定寂寞，於是冒险的船离岸出发了，竖著高高的桅。”这样船出海冒险的目的反倒是为海鸥提供落脚之地，以便让大海纵情掀起波涛。人们惯常的思维逻辑完全被打乱、颠倒了，但却很好地表现了一种脱离功利、与大自然冥合无间的情趣和为了美好目标而勇往追求的崇高情怀。
除了取材、立意外，在谋篇布局时，“反逆思考”也常成为获取“新奇”效果的辅助手段。这时诗人往往开头先将读者的思路引向与主旨相反的方向，然后突然扭转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伞》先写一对恋人“共用一把伞/才发觉彼此的差距”，继而一个突然的转折：“但这样我俯身吻你/因你努力踮起脚尖/而倍感欣喜”。相信一对恋人，特别是体高相差较多的恋人，读了这首晶莹剔透的爱情小诗，定会如饮甘泉，心灵为之颤动。
这种艺术魅力部分地应归功於上述“先抑后扬”的突转结构法。恋人无意中发现“差距”，未免令人扫兴；当读者正要顺此思路往下走时，突然出了戏剧性的变化。由於“差距”，一人低头俯就，另一人踮脚趋迎，爱情经过“差距”的验炼而愈显纯真，自然使人“倍感欣喜”。套用一下前人语：在这突然转折的光芒下，人性比其它任何平铺直叙的诗作都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辉。读者的思路再次被扭转过来，并在扭转中得到一种特殊的审美愉悦。
由此可总结出非马艺术技巧的一个突出特徵：善於运用“反逆思考”表达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见解，给读者以“不意的惊奇”和有力的冲击，激发他们的审美感受和共鸣。诗人不是靠搜奇猎怪或玩弄形式，而是靠挖掘日常事物中为常人所未见的本质意义来获得新颖的艺术魅力。在这里“求新”和“求深”(探索事物的本质)互为因果、相得益彰。“反逆思考”因可获此一箭双雕的效果而具有特殊审美意义。



二、张力--象徵性和力度的加强

张力产生於相冲突而又相配合的成分之间，是诗中若干对立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富有张力的诗，组合杂繁相异的因素於一有机整体，於不和谐中求得和谐，於矛盾对抗中求得统一。非马的诗，除了“新”的特徵外，还因其强韧的张力而增强了艺术的魅力。
首先在对词语的外延(字面意义)和内涵(隐喻意义)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出张力。诗人既倚重内涵，使诗富有象徵意义，又不忽视外延，避免了概念、逻辑的模糊和散乱。以《树》为例：“日日夜夜/我听到/心中的/年轮/在通往/蛮荒天空/崎岖的/路上/辘辘转动”。因树而有年轮，有轮才能转动，这外延的展开是连续而又完整的；而诗歌的暗示意义也与外延同时发生著作用。年轮代表岁月，年轮的转动代表著岁月的流逝。整首诗暗示著诗人因生命的流逝而产生的一种焦虑感。从这里显示了内涵和外延二者之间张力的重要性。有些现代派诗人只重内涵、感性，他们的诗只是一堆感官印象的混杂堆砌，缺乏起码的逻辑联系，因而晦涩难解；相反，有些诗人只重外延、理性，诗歌缺乏暗示、象徵而使诗意全失。非马与这二者都不同，他的诗富有张力，表层总是清晰可解，而深层总又包含著丰富的意蕴。这一点很重要，它是非马艺术风貌的组成部分，是与某些现代诗的明显区别。
当然，张力不只在此，它在非马诗中广泛地存在著。例如，为了直指事物真实存在的核心，非马的诗发展了一种简洁而近於抑制的风格，避免过於繁杂的意象、堆砌的形容词或拖泥带水的连接词。另一方面，他刻意追求
象徵性，极力褒举“带有多重意义的意象”。既反对“拖泥带水”，又要有“多重意义”，既要简洁，又要丰繁，我们可感受到其中的张力。
双关和复义的运用是达此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龙》由於采用一个精心选择的双关语而使整首诗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复杂含义：“没有人见过/真正的龙颜/即使/恕卿无罪/抬起头来//但在高耸的屋脊/人们塑造龙的形相/绘
声绘影/连几根胡须/都不放过”。这里的“龙颜”可照字面做“龙的面貌”，也可特指皇帝的容貌。照第一义，这首诗讽剌某些人毫无根据的凭空臆造。照第二义，这首诗可当作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甘作奴才者的写照。尤为巧妙的，这第二义还可有机复合为更加深刻的第三义：揭示了惊心动魄的异化现象：人们往往亲手造出像而反受其欺压。双关和复义的作用使这首短诗具有比长篇大论更为丰富的象徵意蕴。 《石子》一诗用词简约生动，意境清灵淡雅，充满田园风味：“火炼过水浸过/雨打过风刮过/这颗晶莹浑圆的/小石子/此刻被放在/阳光亮丽的路上/静静等待/一只天真好玩的脚/一路踢滚下去”。(2)也许这不过是一首写实诗，描写天真未泯的田园情趣，或者用这充满生机的图景，暗示新旧交替的机运 。然而也可把它当作反讽诗来谈：历尽沧桑，素来带有神秘光彩(孙悟空、通灵宝玉均从石头诞化而出)的一颗小石子，也许正洋洋自得，自高身价，但终不过是小孩子脚下的玩物。或许还可把它当作一位老年人的感叹：人与命运无法抗衡。由於诗歌简约含蓄，为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反而大幅度提高了诗的容量，产生了多重象徵性，达到以简单意象暗示人类生命本体的功效。这也是扛5c多长篇大论所无法达到的。 有时诗人把对立因素直接呈现在字面上，张力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而它对诗歌力度的加强发挥更直接的作用。《登陆月球》写人类首次登月，这类诗本极易坠入应景文字，它却因富有张力而颇可观。“一脚踩下去/便惊动嫦娥/急急作再一次出奔。”先用嫦娥的意象唤起人们心理的沉淀，暗示人类千万年来的奔月宿愿。第二节：“一脚踩下去/却激起如许灰尘/把人类的梦/撒向更遥远更神秘的星球。”读者的目光又被抛向未来。这种大跨度的时间跳跃，无疑能激起崇高的美感。再者，诗的前后都是想像，中间却夹入细致入微的写实描写。
作者将历史的和未来的、巨大的和细小的、永恒的和瞬间的、写实的和想像的这些矛盾因素集中在短短的七行诗里。这强大的张力自然能震动读者的心灵。
矛盾语也是对立因素在字面上的直接呈现。《领带》：“在镜前/精心为自己/打一个/牢牢的圈套//乖乖/让文明多毛的手/牵著脖子走。”拟人化了的“文明”却有“多毛的手”(野蛮的标志)和牵人脖子走的野蛮举动。通过此矛
盾语和反讽场景(为自己设圈套)，表现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某种抵拒心理。作者曾开玩笑地说：“《笠》的精神是不穿西装的。”《五官．耳》：“众声喧哗中/耳朵/被一阵突来的/静默/震得发聋。”它是既谬且真的矛盾语：静
默竟能震人耳聋，乃其“谬”；静默有时比吵嚷更见威力，又达到哲理上的“真”。《静物(二)》则直接体现了美与丑之间的张力：“恹恹了/一整个冬天的/瘦花瓶/在暖暖初春的/阳光里/猛咳一阵之后/吐出了/一口/猩红猩红的鲜/玫瑰”。大约诗人内心不甚痛快，把这感情外射，使事物蒙上了病态。但诗的意象鲜明、新奇，自有其艺术魅力。须指出，这种对立因素的有意拼合并非偶然，它体现了某种美学原则和规律。《今天的阳光很好》或可当作诗人表达其文艺观点的诗来读，谈的正是对张力的看法：“我”在写生，画上了蓝天、小鸟、绿树、白云、金色的阳光和蹦跳的松鼠，构成一副充满生气的美丽风景图。”但我总觉得它缺少了什么/这明亮快活的世界/需要一种深沉而不和谐的颜色/来衬出它的天真无邪。”这时，“一个孤独的老人踽踽走进我的画面/轻易地为我完成了我的杰作。”看来诗人认为那种单纯、和谐的图象，并不一定真的美，它缺少一种生命的律动，力的对抗；只有写出事物的千姿百态，诸如美与丑、清与浊、白与黑之间的杂揉、斗争，才能代表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美”。这与某些理论家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如瑞恰慈认为，诗的经验极致，必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抗力
构成，它是由不和谐的元素组成的和谐秩序；如诗由原本已和谐的元素构成，则会减低或失去诗的最可宝贵的张力。宗白华先生曾说，年幼时他喜欢的是“自然的调和完满和神秘”，但年长后，更喜欢充满冲突、曲折的东西。这其实都反映了某种规律。心理学家认为，不成熟的人和时代，往往一味追求快乐，但对於人的高级本性来说，”单纯追求”的快乐则是异己的，而人总要排斥异己的东西。因此，单纯快乐的艺术并不能使他快乐。
对於成熟的审美经验来说，越是充满多种力量冲突的艺术越受欢迎。这也许正是张力产生审美效果的心理依据吧！看来，张力的增强不仅反映由少年到成年、老年的审美心理的变化，也是艺术从古典向现代转化的趋势。
在非马的诗中，我们就看到张力的增强成为作品加强象徵性和力度的高效触媒。


三、嘲讽-- 从古典式的类型到技巧的多样化

非马很少写滥情的浪漫诗，而是以理智的眼光冷静地审视著人间世态，这种态度最容易走向讽剌。果然，非马诗作中嘲讽诗占了很大比重；涉及范围包括某种社会制度、社会事件，某种社会行为，而以揭示某种人性缺陷
为最多。
以某种动物来暗示某种性格，是非马最常使用的方法。这种讽剌并不针对个人，而是指向某种类型。这就带上古典主义的色彩，因古典主义正是以刻划类型为创作原则之一。看来非马既无公仇，也无私怨，他只是看到人
们某种较普遍的缺陷就将它刻划出来。这种古典式的类型讽剌自有其特色和价值，因它带有极广泛的一般性，更具普遍的反省意义。但在现代社会里，它似乎稍嫌呆滞、笼统、陈旧，难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这就需
有弥补的办法。
柏格森在其名著《笑》中，根据莫里哀等古典主义作家作品总结喜剧艺术的特点，认为除了”类型”以外，另一特点是其观察仅及事物表面。也就是说，它只求“广”，不求“深”。在此问题上，非马开始与之分离。他刻意追求讽剌的深刻性，立足於从极平凡的事物中寻找其不平凡的意义。这就能使他拨开事物的外表，发现别人未见的本质。像《人与神》对打著漂亮招牌谋私利的伪善者进行讽剌：“他们总在罕有人烟的峰顶/造庙宇给神住//然后藉口神太孤单/便把整个山头占据。”诗人慧眼独具，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把对象隐蔽得很深的秘密意图挖出来。由於“深”，弥补了古典式类型讽剌的某些弱点而获得更大的艺术震动力。
弥补弱点的另一主要途径是艺术技巧的多样化。它使非马的讽剌诗作各呈异彩，毫无呆滞、单调之弊。《法律上》写的是：从法律上讲，“你”有个美满家庭，妻、儿都很忠心、孝顺。但有天突然发现妻子失节、儿子贩毒，於是“你”离家出走。经过一段法定时间，“你”被宣告失踪，继而宣告死亡。作者似乎客观地叙述著事情的经过，却使资产阶级法律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暴露无遗。这正是鲁迅所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作者更经常的是精心制造一个反讽场景。《方城之战》中四位身经百战的猛将，挥著染血的长剑，分别自四方攻入城池，却发现围了半天，又是一座空城。用一种重大手段追求似乎巨大的目标，结果却十分渺小，这就像
“大山的阵痛”一样，人们期待著奇迹，却见生出一个小老鼠！前面渲染得越严重，后面的结果越虚渺，就越可笑。“又是”两字用得绝妙，它表明这情况并非首次发生，因而反讽意味更浓。
《新与旧》中出现的是另一类型的反讽场景：“嚣张的/新鞋/一步步椰揄著/旧鞋/的/回忆。”新鞋目前引为骄傲的步伐，正加速把它带向它所揶揄者的同样下场，而它却毫不自知，洋洋自得。触及了生态平衡问题的《罗
网》，也是以自己的行为促使自己走向灭亡但却毫不自知的反讽场景表现其深刻的主题。
《创世纪》似乎在*文字游戏：当初人照自己的形像造神，“这样/上帝是白人/下帝是黑人/至於那许多/不上不下帝/则都是些/不黑不白人”。虽是文字游戏，却意义深刻。那上帝下帝、不黑不白之类故作精确的推论，令人
忍俊不禁。《通货膨胀》则利用矛盾语增加讽剌力量：“一把钞票/从前可买/一个笑//一把钞票/现在可买/不止/一个笑。”题目预示物价的上涨，而“笑”的价格反而下跌，多么矛盾的现象！但这多出的“笑”，本身就是“嘲笑”。升、降格嘲讽是利用语言格调色彩的巧妙搭配而形成的。《狱卒的夜歌》采用的是升格嘲讽，它以庄严、高贵的语言来叙述龌龊卑下事物，将狱卒拨弄钥匙写得像弹琴一样美妙；《供桌上的交易》则运用降格嘲讽，以粗俗的语言来叙述人们心目中的高贵事物，将菩萨写得与凡人无异，甚至更糟。
此外，对比这一古老而又必不可少的手法也有巧妙的运用。《哑》中的对比两项是“伶俐的嘴”和“哑巴”这两个极端。前者有时连一个“我”字都不敢说，而后者直口喷出的”啊啊”之语，常比滔滔雄辩更耐听。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并写两面，使之相形。”作者尽量拉开对比两项的距离以造成强烈的反差。《虎》中的对比最为新颖独创：“眯著眼/猫一般温驯/蹲伏在栅栏里//武松那斯/当年打的/就是这玩意？”用一句将信将疑的问话勾起人们对虎的原始印象来与现状对比，嘲讽为环境所挫败的意志薄弱者。可见诗人的讽剌技巧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可以说，诗人正是靠讽剌的深刻性和技巧的多样化使其古典式类型讽剌存利除弊，焕发出更为强烈的艺术色彩。

……………………………………
李维注：因篇幅后为续

四、语言-- 与情、意吻合的音、象效果

非马既反对“用谜语写诗”，也反对“一窝蜂用俚语写诗”，所以他的语言是生动的口语，但并不俚俗。短促灵活的旋律，简炼清晰的文字，构成非马独特的语言风格。意义密集型的精炼语言的形成与他善於将意象加以浓缩和跳接分不开。《运煤夜车》是个典型例子。诗的第一节：“坍陷的矿坑/及时逃出的/一声惨呼”，将一场惊心动魄的煤矿坍陷事故的情景，浓缩在“惨呼”这最有代表性的意象上。由此引出第二节：“照例呼不醒/泥醉的黑心”，表明事故后照旧有人去干活。这里的“泥醉”既可能是实写，表示矿工经常喝酒以消除疲劳或以酒浇愁、麻醉心灵，也可能是虚写，表示矿工虽明知危险，但为了生活，只好黑下心来舍命去干，这种心理状态，就像“泥醉”一样似乎失去了理智。最后一节：“只引起/嵌满煤屑的黑肺/彻夜不眠地/咳咳/咳咳/咳咳”，写的是即使能逃出坍陷、爆炸等危险，也终究逃不过“矽肺”这一不治之症。煤矿工人的劳动情景，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最终命运，都在“惨呼”、“泥醉”、“夜咳”这几个意象中得到完全的展示。几个意象具体鲜明又跳接得十分自然、顺畅，给人一以贯之的感觉。
古典诗歌讲究情景交融的意境，但它们的外形和节奏被固定於某种格律中；而自由诗的形式，使现代诗人可进一步追求与情感和意义直接吻合的声音、图象效果。非马娴熟地使用了这一技巧。他有时用文字上别出心裁的排列直接模仿所写事物的外表与动态。如《门》，前后两行为四个字，中间两行为两个字，其图形正肖似繁体的“门”字，将诗题形像化了，同时增加了诗歌离渲染的某种神秘感。上引过的“鸟笼”则富有动态美：

打开
鸟笼的
门
让鸟飞

走

把自由

这里故意把一个“走”字单独作为一节，就真的像辽阔的天空中一只小鸟在我们的视线里逐渐远去，变成一个黑点。这无疑使“鸟飞走”这件事显得更为生动、具体，给人以深刻印象。
非马诗的音节、节奏流畅，无所拘束，这不仅使他能用某种特定节奏表现特定感情，如短促表示欢快，舒缓表示沉重，而且能在必要时直接模仿事物的声音状态，造成更为美妙的音响效果。《瀑布》一诗颂扬不受外力干
扰，向著既定目标直走不懈的精神。诗歌采用“突入法”。最先两行：“吼声/撼天震地”，音节急速有力，就像一匹瀑布凌空而下，地动山摇，接下两句较长的，节奏舒缓又兼重复，对称的排比句式：“林间的小涧不会听不到/山巅的积雪不会听不到。”这就像声音传到远处的山巅林间并不断地回响、轰鸣著。中间一节：“但它们并没有/因此乱了/脚步”作了叙述后，最后一节又富有音乐美：“你可以看到/潺潺的涓流/悠然地/向著指定的地点集合/你可以听到/融雪脱胎换骨的声音/永远是那么/一点一滴/不徐不疾”。前四句写流水，其节奏轻缓悠扬；后五行写融雪，最后的“一点一滴”，“不徐不疾”，正像水珠短促而有节奏的滴落声。将声音模拟得最为维妙维肖的应算《看划龙船》了：“如果鼓声是龙的心跳/那几十支桨该是龙的脚！//鼓，越敲越响/心，越跳越急/脚，点著水/越走越快越轻盈//而岸上小小的心啊/便也一个个咚咚咚咚地/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几乎不必加以分析，只要多读几遍，你就会觉得好像亲临水边了。
甚至图形和声音可以互相转换。《雨季》写下雨：“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话/滴滴答答/叽叽喳喳，”第二、三节：

而我们多巴望
一个暴雷
一声断喝

闭嘴！
最后两字单独排列，就像“轰隆”一声，一个突如其来的闷雷，传入我们耳中，震动我们的心房。


五、主旋律-- 人间爱及坚实向上的人生态度

上面我们主要分析了形式方面的特色。但非马诗的魅力不仅在於形式，也在於内容。忽视这一点，将无法真正了解其艺术魅力的奥秘。
非马曾说：“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和爱心，是我理想中好诗的要件。”确实，同情和爱是非马诗中始终回荡著的一个主旋律。前所举小诗《伞》，表现的是一种超越任何“差距”的“纯情”。非马并不多写爱情诗，他把爱投向更广阔的人间：“挑担的老妪”蹒跚的脚步，就像重锤一下下打在诗人负疚的心上；到赌城转一转，诗人的心几乎滴血了：唐人街来的厨师，竟老眼昏花地把“吃角子老虎”看成他留在乡下的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诗人特别把爱锺集於祖国、家乡、亲人。在《重逢》、《月台上的悲剧》、《醉汉》等的诗作里，他那原来有所节制的感情，往往抑制不住而激烈地迸发出来。诗人对祖国的爱不是宗教式的愚忠，而是建立在对民族历史的清醒审察和深刻反思上，因而一再塑造了民族的象徵--黄河的悲壮形像：根据史书上血迹斑斑的记载，这千年难得一清的河，其实源自亿万只苦难泛滥的人类深沉的眼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千万个、亿万个苦难，一古脑儿倾倒在它身上，使它浑浊、泛滥，改道又改道。爱之弥深，呼之愈切，诗人写黄河的苦难并非嫌弃它，相反的，正表现了爱之深沉。
对劳动大众的爱，对祖国和亲人的爱，充分体现了诗人的人道精神。与此相反相成的，是诗人表现在《公园里的铜像》、《龙》、《梦游明陵》等作品中的反权贵思想，以及经常反复出现的反战主题。在九一八纪念会
上默哀时，诗人虽闭起眼睛，却看到了千万只死不瞑目，静默一分钟，却听到八年裂耳的惨呼；并且由历史回到现实：“但此刻爬过我们脸颊的/已不仅是/四十五年前淹没南京的血泪/此刻火辣辣爬过我们脸颊的/是在日本的教科书上/以及贝鲁特的难民营/先后复活的/全人类的羞耻。”在这里反战和爱国情绪融为一体。
时刻给我们强烈感染的，除了这种深厚的人道精神外，是非马诗中与“爱”并行不悖的另一主旋律，这就是坚实向上的人生态度。例如《花．烟火》歌颂扎根於泥土的精神，嘲笑瞬时即灭，华而不实的作风。《烟囱》、《老妇》等诗表现了再卑微的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追求。前者写道：在摇摇欲灭的灯火前，猛吸烟斗的老头，只想再吐一个完整的烟圈；而后者以老妇人反复喊著：“我要活”作结。这种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和自我权利的
珍惜，得到了诗人的充分肯定。 《秋窗》、《照镜》、《四季（二）．秋》等诗表现作者一种与众不同的达观态度。一般人常为中年的到来感到莫名的惆怅，而在非马诗中，秋天、白发并没有给诗人带来烦恼。《秋窗》中觉得中年的妻洗尽铅华的脸如秋天成熟的风景，雍容大方。而《秋》写道：“妻儿在你头上/找到一根白发时/的惊呼/竟带有拾穗者/压抑不住的/喜悦。”这种对中年到来的达观、欣喜，表现了知识份子的特有心态。他们不大为体力上的衰减而忧虑，而为思想的成熟、知识的积累、工作的收获而满足，所以将此比为“拾穗者的喜悦”。这是一种十分真实，也是十分健康的情绪。
最为动人的还是非马那种顽强、踏实、永远向上的人生态度。非马有三首以“新年”为题材的诗，刻划了对时间、生命的三种不同的体认，都写得很妙，不忍割爱，全录於此，也可供做个对比，窥见非马的人生态度。第一首是《新年》，写的是一群缺乏生命意志，年复一年混日子的灰色人群：“正零时/他们照例对著酒杯/唱依依的骊歌/黯然送走/一年前郑重立下的誓愿//然后转过身来/齐声欢呼/当新的决心/自脱胎换骨的香槟酒里/源源冒
出/成为飘满空中/五彩缤纷的气球”；第二首《除夕》，同样写了年初计划未能兑现，但认识到虚度光阴是对生命的浪费，就如战争摧残生命一样严重，因而内心受到煎熬：“对三百多个没发芽的日子/也只有这样狠下心来/爆米花般把它们爆掉//而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手/引燃这么一串无害的鞭炮/却依然战战兢兢/如临大敌。”如果说这诗中人虽有清醒的认识，但还稍嫌消极，那么《马年》则表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貌：“任尘沙滚滚/强劲的马蹄/永远迈在前头//一个马年/总要扎扎实实/踹它/三百六十五个/笃笃。”诗人嘲讽了第一种人生态度，对第二种深表同情，而这第三种，正是诗人的自我形像，自我要求。
有趣的是非马不仅被称为“现代诗的异数”，还被称为近年来台湾诗坛上“一匹昂首扬蹄，纵横飞驰的矫健的黑马”。读了第三首诗，我们觉得这比喻是多么的恰当！非马在诗坛上并非独占鳌头，他的诗也并非十全十美，如白荻就认为：“非马的诗虽然有一针见血式的深刻，但广度显然是不够的。”又有人认为他将一句话分割成数行的句型，需依赖纸上的排列而较难诵读；他那近於抑制的风格，也未必能得到所有读者的喝彩，但无论从创作态度上，还是从创作成绩上讲，他都是名符其实的“黑马”。我们彷佛可以听到他那“笃笃”、“笃笃”的脚步，正坚实地迈在诗歌的土地上，清晰可辨，永不停歇。


注释:
1. 见《略谈现代诗》。
2.这一首诗前后两次发表有所改动，这里以后一次（1986年10月）发表的为准。如将它们略加比较，还可看出非马锤炼语言，使之更为简炼生动，富有多重象徵性。
3. 1986年12月在深圳与“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讲习班”学员座谈时讲。
4.“美丽岛诗集”P.226

原载： 新大陆诗刊 10期，1992.6 

——介绍诗人非马和他的英文诗集《秋窗》

刚接触非马的中文诗还是十多年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罗格斯大学东亚系图书馆翻到几大本台湾现代诗名家系列，那时候我对台湾诗坛的状况知之甚少，而匆匆的浏览中，有几位现代诗人的代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洛夫、郑愁予等，其中还有一位，就是非马。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非马，得知他出版了英文诗集《秋窗》（Autumn Window），品读之余，更为他能娴熟地游走在两种语言中，把他自己汉语诗歌中的那些经典特色秤比如凝练简洁的语言、富含逻辑思维的底韵、鲜明的意象、以及迂回深远的寓意等等，重现在英文语言中而倍感欣喜。

　　 纵观中美文学史，能同时在中文英文这两种语言中畅游的优秀诗人实不多见。英文诗集《秋窗》的成绩也得到了美国诗坛同行的肯定和赞许。《芝加哥论坛报》对非马的诗歌艺术从形式到内容做了准确地概括和综述，它称赞《秋窗》“再自由不过的句式，而且同时具备自律力”，其中“清晰可见的人性光谱会让读者点头、微笑甚至擦拭泪眼。”

　　 《秋窗》总共分五个部分：“观瀑”、“马年”、“在风城”、“对话”和“四季”。这些标题大多取于他自己的诗名，首尾部分是两小集对自然的近亲和拟人表达。中间部分的“马年”主要收集了一些有关中国和思乡题材的经典诗，“在风城”记录了诗人居住在风城芝加哥的心旅路程，而“对话”则是一组超文化超国界，颇具人文情怀的严肃作品，其中有时事人生的思索，对战争凶残的憎恶，和对弱者、穷人的悲伶。

　　 《秋窗》里的许多诗是非马先生在自己中文诗基础上的再创作。诗人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有一点是纯粹的诗歌翻译所不能做的，那就是诗人无需遵从“一切忠于原著”的翻译准则，可以更大限度地在原诗基础上选择最适当的句式表达，选词造句更加放得开一些。还有一点，非马的大多数短诗都是无韵诗，它们是靠句子本身的抑扬顿挫，靠巧妙地断句和诗意自身的曲折张力等形成的内在韵律。这大概是新诗和旧体诗的最大不同。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现代诗人的自由度已被时代大大地提升，你可以自由选择压不压韵，你可以自由断行分段。现代诗人面临的困境不再是被旧体诗的格律捆绑，而是怎样选择或者自制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形式。太自由了则不自由。杂乱无章、缺少自律力和意象堆积、语言生涩累赘等通病，都是现代诗“自由”过头后的代价。

　　 而非马诗歌文体中表现的自由，就不是那些没有节制漫无目的散乱句式和意象。许多时候，它们是一种灵活的句式变换，各自遵从其内在的逻辑寓意韵律，尽量用简短精炼的字词，表达一种凝练的充满人生哲理的意义。正是他这种自由体的现代风格，让诗人能够绕开诗歌翻译中最难直译的音韵，寻求英文和汉语在语言其他形式上的共同点。

　　 非马根据中文诗重新用英文创作的《Mountain（山）》就是很好的一例，它打乱了中文诗的原句式，但寓意又滴水不漏地在英文中重新展现。中文的原诗是这样的：“小时候／爬上又滑下的／父亲的背／仍在那里／／仰之弥高。”

　　 当诗人用英文叙说，他用了英文语言中抓眼的句式造成悬念：“It's still there（他仍在那儿）／for me to（等我去）／climb（爬）／／Looming from my childhood（童年的幻影）／my father's（我父亲的）／back（脊背）”。其中，英文looming（海市蜃楼般的幻觉）一词用得相当漂亮。这首诗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没有用冗长的篇幅述说山如何伟岸沉默，父亲怎样地忠厚尽责，令孩子一生尊敬依靠。一切亲情尽在不言中，都浓缩在非常精短的几句话里，让读者自己想象回味。《秋窗》中类似的实例，多不胜数，他的中文经典名诗《醉》、《鸟笼》、《领带》等，也都有很到位的英文再现。

　　 诗人非马对英文诗歌语言的修养，大概得之于他几十年在美国的切身生活经验，七部中英互译的诗作，还有他对不同种类的诗歌创作和交流等活动的积极参与。芝加哥是个跟诗歌很有缘分的城市，它产生过许多在美国诗坛上煜煜生辉的诗人如已故诗人卡尔·桑德堡，现在仍活跃在美国诗坛的华裔诗人李立扬（他专门为非马的《秋窗》写了介绍）。蜚声美国文坛的《诗刊》（The Poetry Magazine）总部也设在芝加哥。《芝加哥论坛报》曾描述非马在美国阿冈国家研究所工作时，常常和美国同事利用午饭时间交流诗歌，非马自己也时常用文章的形式记载和周围诗人的每月聚会。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非马，一个出版了十几本中文诗集（其中一些被大陆和台湾的教科书选用）的诗人，一个核工博士，一个在美国阿冈国家研究所工作多年的工程师，曾被许多美国同行诗人选举为伊利诺州诗人协会的会长。也不难想象，为什么他的《秋窗》会因为读者的喜爱，一版再版。

　　 提前从阿冈国家研究所退休的诗人非马在艺术的道路上永远马不停蹄。他也是个多种艺术并进的多面手，除了做诗行文，还尝试绘画、雕塑，常常在当地图书馆诗歌朗诵会和画展、雕塑展同时举行。大概是工程师出身的缘故吧，非马也时常利用互联网跟五湖四海的诗人交流。他的学识，他的平易近人，他对诗歌和诗歌翻译的造诣，对创作的严肃认真态度等，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尊敬，许多年轻网友和诗人作家都很自然地称他非马老师。

　　 前不久，芝加哥一个书商通讯把非马列入值得收藏的芝加哥诗人名单中。这名单包括了芝加哥著名诗人卡尔．桑德堡、《诗刊》创办者女诗人孟罗（Harriet Monroe）、以及刚去世的前任伊利诺州桂冠诗人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等。《秋窗》取名于非马82年写给太太的一首短诗：“进入中年的妻／这些日子／总爱站在窗前梳妆／有如它是一面镜子”“洗尽铅华的脸／淡云薄施／却雍容大方／如镜中／成熟的风景”。“成熟的风景”也可以形像地概括非马的诗歌创作成就。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播种季节，借著《秋窗》这扇稳固的窗口，让我们期待诗人非马更多的秋日收成。


原载：《侨报副刊》2005年4月27日

——非马诗歌的意象世界

一

诗人常常是寓言家，但决不仅仅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道德故事的制作者。诗人往往凭灵光闪烁的感觉驱策充满感性的语言，最终水到渠成地显现生命的抽象意义。美籍华人作家非马在一首题为《今天的阳光很好》的诗作中，借画家特有的视角洞察生存现实的表象及实质，以画面的自然发展巧妙地完成了一则寓言的抽象。诗歌首先以从容不迫的笔调徐徐展开一幅令人心悦神怡的画卷，「蓝天」、「白云」、「小鸟」、「绿树」以及「蹦跳的松鼠」和「金色的阳光」，一系列光明亮丽生机勃勃的意象喻示了人类淳朴动人的理想；然而画家对此却陷入了疑惑，现实生活的复杂丰富给予了他巫师般的敏锐与直感：「但我总觉得它缺少了点什么/这明亮快活的世界/需要一种深沉而不和谐的东西/来衬出它的天真无邪。」这种预感即刻得到了证实：「就在我忙著调配最苦难的灰色的时候/一个孤独的老人踽踽走进画面/轻易地为我完成了杰作。」诗的前后两部分形成了对照，明亮快活的世界被沉重灰暗的世界所渗透，天真无邪的幻想在孤独老人所象征的人世苦难面前，既显现出人类希望的光亮也被衬托得单纯柔弱而显出理想的某种虚幻性。诗人并未因此而沮丧，相反，他以深谙生活辩证法的理性态度观照理想与现实的悲剧冲突，诗篇告诉人们：人类注定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置身于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之中，唯有在这种既定的悲剧处境中直面现实人生才能完成人类生命的「杰作」。敏感的读者还可以感觉到诗人对自然淳朴的和谐和理想境界的深挚温存的爱心和执著明确的眷恋，故作沉着平淡的语气并不能掩盖住「孤独的老人」所带来的凝滞沉重的阴影，其间隐隐透露出诗人对人类命运的宿命般的认定和忧患，同时也因其正视命运的积极姿态表明诗人对人间黑暗面不妥协的挑战倾向。

从上文对非马的一首诗所作的具体解读中可以看出，非马是以有意味的意象营造诗义并传达主体精神。

意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诗学概念。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意象」出自《周易》：「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王_注曰：「夫象者，出意者也。」王昌龄在《诗格》中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提出：「搜求与象，心人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更强调诗人的心灵与客观物象相感应交融的神妙意蕴。西方美学家也十分重视「意象」的概念，康德以为，「意象是想象力重新建造出来的感性形象。」(1) 本世纪初英美诗人庞德对意象下了个定义：「意象之为物，乃是瞬间内呈现理智与情感二者的复合体。」「意象派的意象是代数中的a、b、x，其含意是变化的。作家用意象，不是要用它来支持什么信条，或经济的、伦理的体系，而是因为他是通过这个意象思考和感觉的。」(2) 意象在这里早已超出了一般的比喻意义。意象是诗人情感理智在霎那间的综合物，在诗义的诠释和理解方面具有多重可能性，比如庞德那首著名的短诗《地铁站上》：「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这里的「人面」与「花瓣」带给读者的就是多重角度的暗示寓意，而不是浪漫主义式的比喻。而本世纪前半叶英美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新批评」派更是视意象为诗歌框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艾略特倡导一种寻找「客观对应物」的理论，他主张文学作品应具有深邃的历史感，强调一种理智与情感相合作的「统一的感受性」，他创作的诗歌往往是大意象中密布小意象群的象征性结构，比如长诗《荒原》、组诗《四个四重奏》等。因此，赵毅衡在《新批评》一书中将意象这一概念普泛化简洁地命之如「表示抽象意义的象」（P133），后一个「象」并不标明是「具象」，显现出现代诗论中「意象」内涵的微妙变化。

综上所述，意象堪称为诗歌的基本要素，它与一般所说的「形象」和差异就在于，意象是主客观相交融的产物，它常常寄寓著主体的情感和意图，具有一定的抽象意义，在多数情况下，它总是体现为感性形象。如庄周的「鹏鸟」与「蝶」，屈原诗中的香草美人，李白吟咏的月亮，苏东坡词中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又如叶芝诗里的「拜占庭」，艾略特诗中的「水」、「火」、「岩石」和「棕黄色的雾」……这些意象兜蕴藏了诗人深刻的思想认知和丰富的情感内涵，超出了原来的词义，变得容量浓厚富于象征或暗示意味。非马的诗十分重视意象世界的经营，台湾诗评家陈千武和李魁贤明确地称非马为意象派诗人，李魁贤在《论非马的诗》一文中指出非马的诗「具有非常典型性的意象主义诗的特色和魅力。」并具体说明了非马的诗兼具意象派诗歌的四大特征和六大信条，即「语言精练。意义透明，象征饱满，张力强韧」以及「语言明确，创造新节奏，选择新题材，塑造意象，明朗，凝练」等要义。以上论断证明了非马诗歌中意象的突出位置，如果说台湾诗论家着重是从美感特征和艺术技巧的角度来论述非马诗歌的意象主义风格，本文则要通过对非马诗歌中的意象世界的综合考察，观照诗歌呈现的思想意向以及诗人的生存处境和价值选择。

台湾诗人罗门在《时空的回声》中指出：「当现代诗人从古代诗人偏向一元性自然观的直悟境界，进入到现代偏向二元性的生存世界；从宁静和谐单纯的田园性生活形态，进入动乱紧张复杂焦虑的都市型状况，接受西方现代科「文明的冲击，以及物质繁荣的生活景观的袭击。所引发人类官能情绪心态与精神意识的活动，都是以大幅度大容量与多向性在进行。」作为现代诗人，在个体与社会、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等方面必然面临比古代诗人更为复杂也更为艰难的选择。象征主义鼻祖波德莱尔抛弃了后期资本主义文明都市巴黎这座人间「地狱」的种种罪恶，留下了一束以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为揭示对象的惊世骇俗的「恶之花」，但诗人是孤独的，「在被这些最后的同盟者出卖之后，波德莱尔向大众开火了──带著那种人同风雨搏斗时的徒然的迁怒。这便是体验的本质；如此，波德莱 尔付出了他全部的经验。」(3) 现代诗歌大师艾略特坚持认为：「诗歌的目的是在于用语言重新表现现代文明的复杂性。」他极为沉痛地批判「欧洲文明的混乱和庸俗」，在《荒原》、《空心人》等诗中，艾略特将现代西方人对现实的恐惧、震惊、幻灭以及企图寻求拯救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最终他本人选择了一条宗教救赎的道路，疲惫迷惘的心灵停泊于欧洲文化传统的深渊。非马童年时期在中国大陆度过，青少年时代成长于台湾，成年之后又赶上60年代的留学热潮，以后定居于美国芝加哥，复杂的文化背景必然给他带来复杂的文化感受和多元的文化认知；另一方面，非马不仅是诗人和艺术家，他还是高科技文明社会的一名科学工作者，社会角色的复杂性也为他观照世界带来了别样的眼光。非马温和达观的个性使得他的诗歌不似波德莱尔那种极端的撒旦式的诅咒，但非马同样具备一个现代知识者强烈的批判锋芒，在对于现代文明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上与波德莱尔同样尖锐。非马的诗，虽然不具备艾略特诗中的厚重历史感和浓郁的宗教意味，但在对于现代机械文明社会的讽刺态度和怀疑倾向上却表现出某种同质性。正如本文开篇所分析的那首非马诗作那样，非马的诗明显呈示出生存世界的二元性，诗人正是置身于理想的「阳光」与现实的「苦难」之间，企图在对现实的揭示批判的基础上实现精神的超越。


二

非马的诗歌创作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三十余年的历程，形成了一种「比写实更写实，比现代更现代」的艺术风格。常有论者将非马的这两句自我评断分而视之，认为前句指的是思想内容，后一句指涉艺术形式。其实不然，读过非马的数百首诗之后，我感到他的「写实」与「现代」是交融为一体的，他的贴近现实人生、关注四时民事的诗思始终是与现代诗人的自我意识和犀利目光相关联的。非马曾经在《中国现代诗的动向》(4) 一文中谈及他的诗观，他认为既要肯定「艺术至上」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一个有良知的现代诗人，必须积极参与生活，勇敢地正视社会现实，才有可能对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作忠实的批判与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人自屈原至杜甫白居易至曹雪芹乃至鲁迅这一脉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强大影响力，也显示出西方近代以降知识分子以社会良知自居的精神传统对非马的某种濡染力。正像诗人在《乌鸦》一诗中所隐含的自我指涉：「只一心想做良心诗人/成天哇哇/招来石头与咒骂」。另一首同名诗中，作者又一次对乌鸦「自命良心诗人/哇哇/煞黄莺儿的风景」的不媚俗行为进行了貌似嘲弄的肯定，在这个变幻莫测缺少信念的社会，「风靡耳朵的/是邓丽君的录音带/一按即唱」，乌鸦因叫声的难听违背了社会流俗而显得孤独，却仍然坚持不懈。由于非马在「乌鸦」这一意象里寄寓了一个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诗中的「自嘲」和「嘲世」之间才构成了强韧的张力关系。从「乌鸦」这个有著自喻色彩的意象可以了解非马清醒冷峻的自我意识，以及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

从题材看，非马的诗笔触所及甚广，从变幻不定的国际风云，到平淡无奇的四时更替；从触目惊心的新闻事件，到朴素平易的日常生活，都可以纳入诗人的观照视野。因此，非马诗中的意象丰富而繁杂，如万花筒，但诗人并未迷失于意象的迷宫中。他诗中的意象虽丰富却并不凌乱，色彩纷呈却并不扑朔迷离，其原因在于他的诗歌意象经过了诗人的梳理和锤炼大多获得了较为沉着坚实的寓意，是诗人情感、理智与客观世界相撞击的产物。从整体考察，非马诗中的诗歌意象世界是由两组具有张力关系的意象而构成，即充满罪恶与苦难的现实世界和寄托幻想阳光明丽的理想世界二者相辅相成。诗人在阳光与苦难之间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憧憬构成了诗意形成的中介。

现实世界遍布罪恶与苦难，台湾诗人洛夫曾发出诗人的宣言：「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5) 非马的诗虽然不像这样极端，但其诗中的挑战残酷现实的精神是十分明显的。他在诗中展现了双重意义价值体系，一重是正义的、人道主义的、自然的，另一重则是非正义的、反人道的、异化的。诗人通过一系列意象有意味的比照与冲突来体现双重意义价值体系的对立关系，如战争意象与和平意象，城市意象与乡村意象，成人意象与孩童形象等等。

（一）「战争」VS「和平」：冷峻的追问

战争是一种人为的灾难，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两次大战在现代人心灵中造成的巨大阴影直接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如五十年代起源于法国的荒诞派戏剧和六十年代流行于美国的「黑色幽默」等现代文学流派。「大战中疯狂残酷的史实给西方人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尤其是不少「黑色」作家曾经身历其境，劫后余生」。(6) 「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即以战争为背景揭示出生存现状的悖谬性；而荒诞派代表作家尤耐斯库面对二战的残酷浩劫与人类的虚弱迷惘，发出了以下的感慨：「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明绝对无用，一切现实和一切语言都似乎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解体了，崩溃了；既然一切事物都变得无关紧要，那么，除了使人付之一笑外，还能剩下什么可能出现的反应呢？」(7) 六十年代初即移居美国的非马不能不受到这样的思想观念及人文环境的影响，他生长于战火纷飞的三十年代的中国，对战争的灾难必然有著特殊的敏感和警惕，因此，呼吁和平、控诉战争的警世主题成为非马诗中的一组重要旋律。

他的一些战争题材的诗篇往往并不铺排宏大悲壮的战争场面，而是选取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角度，描绘一个小小画面，来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如《越战纪念碑》并不曾声色俱厉地指控战争的罪恶，而是通过「万人冢中，一个踽踽独行的老妪」来寻找爱子「致命的伤口」的无声画面来呈现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创痛；另一首题为《战争的数字》的短诗运用了反讽笔法，以一句冷冰冰的「只有那些不再开口的/心里有数」，来回答所谓的「战争的数字」问题，让生者的心灵受到那些永远沉默的亡灵的撞击，以无声的死亡包容生命的呐喊。诗人在「纪念碑」、「老妪」、「战争的数字」等意象的选取上是别具匠心的，他用无声的画面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表达了作者对那种反人道的战争的深深憎恨。

另一面，批判意识越是强烈，诗人内心的爱和人道精神也就越是鲜明。正因为诗人憧憬著人类的相爱与互助，向往著世界的和平，深挚地同情著那些不幸的战争受害者，他对战争的愤怒和痛恨才会如此的不可遏制。在战火硝烟不断毁坏著和平生活的现实面前，非马不禁产生了「黑色幽默」式的表达方式，他甚至以抒情的笔调如此描绘：「最后一批B-52撒完种走了/冰封的希望开始萌芽。」而「和平」则正被人们「沿街叫卖」，这嘲谑的表述中深藏著诗人的愤怒与绝望，此诗的题目与诗的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春天的消息》。「春天」这一意象所传达的信息与传统意义上的语义信息和隐喻涵义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之间，诗句暗示读者去追踪其深层原因即社会原因和人为因素。而在另一些涉及战争的诗作中，诗人将暗示变成了公开的指控，那些阴险罪恶的战争策划者和侵蚀和平的人在非马笔下化身为「他们」这个代词形式。「他们」在淋漓的鲜血中进行著钩心斗角的政治交易，并且美其名曰「巴黎和谈」（《圆桌武士》）；为了射杀一个逃亡的同胞，「他们用铁丝网 /在地上/围建乐园」（《天上人间》）；「他们」在南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后却要捣毁那些拍下「他们」罪行的照相机（《南非，不准照相》）......

这样的诗歌不是用来歌唱的，而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是警世的钟声。在一首名为《珍珠港》的诗作中，诗人举重若轻的笔触下其实是沉重的担忧：「听说腰缠万贯的日本人/已陆续买下/这岛上最豪华的观光旅馆//说不定有一天/这批鞠躬如也的生意人/会笑嘻嘻买下/这一段血迹斑斑的历史/名正言顺地/整修粉饰」半个多世纪前的残酷战争已成为历史陈迹，可是有关历史的书写和解读却如同没有硝烟的战场。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当今日本右翼分子极力无耻地篡改历史，这些都是应当引起世人关注的严峻事实。

可以说，非马战争题材的诗歌足以唤起尚存良知的人们的深深共鸣。诗人在表清b战争与和平这类题材的诗作中，在理智层面发出了追问和深思；诗中那些冷峻精练的语言与意象，像一把把投枪与匕首，具有震撼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