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他的城市
诗人与他的城市
我常常在想，一位诗人对于一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一位诗人与他所生长的城市有着什么样的一种心灵感应？尽管被拒绝是诗人的共同命运，但我坚信一位诗人与他的时代和他所生长的城市之间一定隐藏着一条秘密的通道，存在着某种暗语。也许正是这种非常隐秘而绝妙的关系，让他在被拒绝的同时，又成为一个时代和这座城市的眼睛和手，让他吐出另一种呼吸……
就像一方水土有一方方言一样，每一个城市都有其性格的特征。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城市都体现出一种多元、自由的元素；我国的深圳，同样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它同样彰显的是多元、自由的元素。尽管如此，每一个人都自有自己的情结，自有自己的天地，要想对一座城市作出气质上的描述，如果不是毫无意义的“公共意识”的苍白之言，那就要冒着被责难的危险，但我愿意选择后者对所生活了四十四年的城市作一些叙述。必须说明这样的描述完全是我一种内心的私密性的感悟，也许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请人们不要过份的纠缠，认为是一个人的梦呓就是了。
怎样来描述我的城市，选择什么样的视角？我想要么潜藏其中，在其五脏六肺中行走，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定居下来，触摸其进行内心的颤动，昼夜倾听其血液的流淌；要么作为异乡人对其进行远距离的遥望和妄谈，把一座城市的身影浮光掠影的传说。
贵阳位于大西南腹地。中国古语说：“山北为阴，山南为阳”，因城区位于境内贵山之南而得“贵阳”之名。尽管它拥有作为贵阳标志的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甲秀楼；拥有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弘福寺，拥有为纪念明朝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守仁建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阳明祠等文化遗迹，但它不具有中原城市那种深厚的历史沉淀和人文底蕴。如从我纯粹个人化的诗性感觉来说，我倒认为贵阳独具一种奇异的忧伤和高贵的异动的精神品质，是一座忧伤而热烈，边缘而异动的城市。
四年前我写过一篇《神赐的忧郁》的文字，对何锐主持的《山花》进行了梳理，同时也是对何主编生命里程的“两个二十年”作了一些回忆。文字的开头我就写到“贵阳的天空总是阴雨绵绵的，忧郁的，但还有一张比天空更加忧郁的脸”。这座我已经居住了44年的城市，当今天我要再次谈到它的时侯，却怎么也绕不开有忧郁这个词。
其实忧郁这个词是否还淡雅了一些，因为从我有记忆开始，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忧伤、是屈辱。这种忧伤和屈辱，就像是我头上的天空一直压迫着我童年的日子。关于我的童年，尽管我听太太（奶奶）、姑妈和母亲反复的述说，但我最早的记忆却是一个午夜，我父亲的拳头挥向我的母亲。那时我大概是三岁，记得弟弟在床上拼命的哭，我没有哭，但惊恐得不知所措。我在长篇自传体小说《服从心灵》里谈到，这个恐怖的午夜，是保存在我记忆中最初的图景。
我记得太太时常唠叨的一句话是“我从八个月就把你抱了过来……”，所以我知道由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紧张，我生下来八个月后就随太太一起生活。因而，在街坊和院子里的人眼里，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我是一位没有父亲和母亲的孩子，是一位孤儿。所以，在街坊上我受到小朋友们的欺负；在学校，尽管我学习好、纪律好、劳动好，但我在四年级从东山小学转学之前都一直没有加入少先队。我们学校在省公安厅和当时的昆明军区的独立师附近，而我同学中那些公安厅和独立师的子弟尽管不写申请书，尽管学习不好、劳动不好、纪律不好，但他们早早的就加入了少先队。也许我的班主任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芝麻事情在一位孩子的心灵笼罩着多大的阴影，但我必须说阴影是巨大的而且是永远的，它让一位孩子在小学一年级时，就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人世间的不平等，而现在回忆起来，这样的隐痛把我掩埋得更深。
我在上大学之前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因此，应该说在我十七岁离开贵阳到昆明陆军学院上学之前，我对贵阳这座城市没有作为我生长的家乡来打量，更没有去品味和解读我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只是有一些亲人和同学在我的记忆中刻下很深的印痕，当然，这些印痕无疑是我对这座城市最原始、最真切、最敏感的部分。当军校生活的新鲜感渐渐消失，一切由陌生变得熟悉的时候，一座城市作为我的家乡的意义才凸显出来，原来我与那里的风，那里的雨，那里的阳光，那里的方言和那里的亲人有着一种血缘的关系，也才真切的领悟到我过去在各种履历表格上写上贵州遵义或者贵州贵阳的意蕴。也许我上幼儿园时，或许是上一年级报名时填写的籍贯是我对家乡的最初的文字认定，但我坚信在昆明时的感悟是我对一座城市超越籍贯的最初的认定，是一种染色体层面的情感的认定。
1984年二月我从昆明陆军学院退学回来之后，我家与旅美诗人黄翔的家相距仅百米之遥，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黄翔，知道了路茫、哑默、唐亚平、张嘉彦他们。那时经常聚在一起的还有张景、黄湘荣、王强、吴若海、王付、农夫等诗人朋友，大家对诗歌简直处于一种痴迷和癫狂的状态，成天脑子里除了诗歌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需要。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朗诵、互相吹捧、互相批评。路边的座堂酒是朋友们时常聚会的地方，几碟花生米、几个豆腐果、几只猪脚，朋友们常常可以从黄昏喝到清晨……
那个时候的贵州诗歌界，黄翔像一个磁场影响着一些诗歌写作者。无论是黄翔、路茫还是哑默，他们的诗歌创作历时半个世纪，他们既有着同时代人相同的命运，又有着鲜为人知的奇特的人生经历，极为自觉的用生命和自己的创作演绎了一个时代。黄翔、路茫和哑默等1978年进京，将《火神交响诗》张贴于北京西单，致使西单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启蒙的象征。同时，黄翔写了一封《致卡特总统的公开信》，请卡特先生关注中国的人权。黄翔在他的一些文论里，首先提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要三七开。在随后的时间，黄翔给艾青写了一封信，向艾青发出挑战。
其实在黄翔之前，贵阳还有一位叫马绵珍的女烈士，她因为指责江青是阴谋家而被判死刑，在她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游街的时候，为了阻止她说话而隔断了她的喉管。据说她游街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挺着胸，昂着头，全城都流泪了。
也许是我童年的忧伤和屈辱以及刚刚遭遇的退学的阴影对我的纠缠和吞噬，在刚刚学习诗歌写作时我的诗歌就显出一种天然的沉郁，而这似乎又与黄翔奇特的人生经历和诗学主张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应该说是童年的阴影预设了我后面的奇异经历，而奇特的经历又抽打着我形成今天的诗学主张。记得我在1993年出版的诗集《火浴》的后记中写到：应该说是命运的鞭子一鞭一鞭的把我抽上艺术的台阶……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童年的忧伤和屈辱，把我紧接童年而来的险绝的生命历程与这个城市的天空紧紧的连接起来，但我相信这样的连接一定有其必然的成分，一定是一种暗语在冥冥之中让我产生某种感应而作出这样的连接。而且这一份忧伤不仅仅与我的童年和后来的经历相契合，它同样与这座城市的黄翔、路茫和哑默等诗人朋友奇异的生命历程有着天然的关联。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不同时代的诗人却承受着几乎是相同的命运，被拒绝是否是所有诗人的一个宿命？2004年八月我读到凯尔泰斯时，我写下了组诗《与凯尔泰斯的虚幻之旅》，表达了这样的宿命。而2007年9月，我在浙江遭遇饱受磨难的浙江老诗人沈泽宜时，我不得不紧握他的双臂，再次感叹巧夺天工的命运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
其实，我把我与贵阳几位诗人朋友的生命历程和文学活动所演绎出来的奇异的忧伤和高贵的异动解读为一种宿命，是1990年到1993年间我在浙江的流亡生活中顿悟到的，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已经被这样的“宿命”所抽打和照耀，并把这种“宿命”具体阐释为“对当下存在的反复追问既是诗人的宿命，也是诗歌的宿命”。显然，这样的“宿命”把我们覆盖和吞噬，让我们变得卑微而脆弱；但同时，这样的宿命又成为我们所有文字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又让我们显示出奇异的忧伤和高贵的异动这样一种精神特质。
《服从心灵》是我的一部30余万字自传体长篇小说，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服从心灵》是一位诗人的成长史，大部分章节都以贵阳忧郁的天空为背景，《午夜》、《文昌阁》、《唐家花园》等文字叙述了我童年的忧伤和少年的渴望。这部长篇于2004年完成，今年下半年我准备花一些时间对其进行整理，待某个时机进行惊天大拍卖。我期待着。
无论是在异乡，或者是朋友们来贵阳，我在很多的场合都会谈到贵阳酒好、气候好、人更好。凡是与贵阳的朋友作为知己的人是幸福的，贵阳人骨子里透出一种大山的质朴，朋友们会感受到一种与这个时代的虚伪和狡诈极不相符的一种近似于傻帽的真诚。而他们这种质朴与真诚在生活情趣和细节上也演绎得淋漓尽致，表现为一种热烈，甚至是一种激情。
在我所到过的城市，只要到晚上23点后，几乎可以说再繁华的城市，再热闹的街景都已经是人影稀疏，安静得像是一个人的街道。但贵阳不一样，用这里的话说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人们的激情正在大肆挥霍，而在这种近似于无度的挥霍里，我看到的是贵阳人一种原生状态的对生活的真诚和激情。
对于我生长生活的城市，我胡乱的写下这些文字，而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我认为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之上的天空独具一种奇异的忧伤和高贵的异动的精神品质，是一座忧伤而热烈，边缘而异动的城市。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我作为这个城市的诗人是远不合格的，因为更多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仅仅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写着这个时代的文字，而时常忘记自己生活在这个城市。尽管我的忧伤和铭心刻骨的痛既是一个时代的礼物，也是一座城市的恩赐，但直至今日我没有学会仇恨，恰恰相反，我还爱着这些隐痛，因为只有痛着，我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2008年8月1日于贵阳
（原载《诗选刊》下半月刊2008年第6期）
[ 本帖最后由 南鸥 于 2008-11-22 15:3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