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津反思或第三条道路是否是最后的道路
庞华
一个事物一旦出现，就已经形成了其存在着的事实。而如果要讨论这一事物存在着的意义和价值，则势必首先得去理解它。理解既不能屈从式接受，也不能一味拒绝。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应有一种批评的眼光，但又不能因而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理解一个事物的时候，作为思考主体，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经验与自我意识都有变化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我们的某种基本的立场与原则，也是我们最终无法完全拥有并采用一种客观视角的根由。
因此，在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中，自然往往就产生了不具有确定性的、因人而异的、多元化的阐释。而这一点，又最终体现为所谓的差异性共存。如果反而言之，同样可以发现正是差异性共存所导致了多元化。然而，多元化或者差异性共存越来越有些可疑，似乎正在形成一种迷津，越来越在变成众多诗人，乃至批评者进行个体写作失效时的辩词，甚至自慰。也因此，本文试图保持着一份对失度可能的警醒。
一、中心消解之后
从总体来看，中国诗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经历“朦胧诗”的崛起后，一路狂飙而来，基本上均属于实验形态，尽管流派纷呈，主义众多，社团无数，却并没有能够再度为诗歌争来中心地位，反倒随着社会进程，日益凸现了令人焦虑的边缘处境。特别是到了今天，网络媒体的广泛应用正在蚕食固有的传统媒体，至少也显明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越来越为人们重视，并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而且还将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完全可以这么说，诗歌对网络的发现，一夜之间，“牛气冲天”的诗人及其诗歌到处可见。同时，又由于网络的匿名权的被充分挖掘，恍惚大有回到“朦胧诗”时期的诗歌热潮中去，四面八方都晃动着诗人可爱的身影，这也就难怪被部分冷静的清醒者视为喧嚣和纷扰了。
一部分诗人曾经离开了，又回来了；一部分诗人曾经离开了，不再回头了；一部分诗人一直挺着挺着，就挺成了一具僵尸；一部分诗人左右逢源，“成仙得道”了；一部分诗人还在沉潜之中，写着；一部分诗人加入进来，或脱颖而出，或闹烘烘。在景观上比较类同于股市现象：股市的“泡沫”在诗歌领域里得到了大量移植，成批复制。显而易见的是，投资诗歌几乎无法给一个诗人带来比较可观的经济效益。一个人只要打算写诗并努力去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他就得对注定了大亏特亏的结果有充分准备。
放眼综观中国历代的文人骚客，他们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被“招安”，一方面谋得了一官半职，可以改善自身地位以及生活贫困的窘状，另一方面，又能够得以“载道”而兑现当初寒窗之下的“言志”；如果这两方面都没有成为现实，最低程度上，也不是个俗人、庸人，还是可以以高普通人一等的身份来有所欣慰和等待时机的----弄不好，哪天一不小心，嘿，苍天不负有心人，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就平步青云了。果然这个例外轮到了自己，代价的付出就是非常值得了，光宗耀祖自不必说，千古不朽也就具有了极大可能性----那可就是庇荫子孙的大事了。
长期以来，人类的文化，给了诗歌种种误解，非得把诗歌弄成天下头等大事不可，更由于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便“万般皆下品”了。就近而言，在“朦胧诗”时期，诗歌在中国实实在在地担当了时代职责的重任，以具有运动性质的革命热情举起了弘扬人的个性自由的旗帜。但就是因为这样热衷于造势的运动，自然就无暇深入到诗歌的内部去，也自然就为八十年代中、后期上演一部诗歌领域里的新“春秋战国”史报了幕：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撒娇派、日常主义、超感觉主义、太极诗派、呼吸派、阐释主义等等，纷纷扯起大旗，主张各异地沉浸在语言实验和诗歌探索之中，不仅是反叛“朦胧诗”，还可以说是在对中国传统诗歌理念、写作方式进行了一次大清算，完全是一副要重头再来的气势。直到今日网络诗歌，正如林童所指出的，诗歌论坛的众多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一样，同时也在“无中心”的自我发展中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多元面孔的无元特性，似乎是在兑现叶芝说的“一切都四散了”。碎片只有集中在一个筒里才能是万花筒。
在一个中心涣散的大众文化时代，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深入导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传媒资讯的全球化及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模式彻底被改变了。大众需要的不是诗歌。在大众的心中，也许出于“言志”、“载道”的阴影笼罩，还不能完全接受对诗歌的消费----诗歌是要消费的吗？即使你希望大众来消费，大众极可能觉得非常可笑，因为除了诗歌，什么消费都比消费诗歌更有快感和刺激----诗歌的边缘化是势所必然的。如果诗人还算得上是精英，就该知道所谓的精英文化的领域正在越来越小，精英也非常不好当了。一切在提速。一切在追求最快最大的经济效益。一切都在短时间里不断产生和消亡。耐不住寂寞的精英大可以重新为自己在社会里找到一个全新的定位，必须瞅准大众的需要，大众要什么就制造什么，别管诗不诗歌的，这才叫相互尊重，这才叫为大众服务。大众给了你市场，你就大胆地往他们的口袋里掏出他们的钱。大众在消费中满足、体验了快感，精英则用大众的钱构筑起尊严，大众支配着精英的命运。荷尔德林说：“在一个贫瘠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我们是在重复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变形宣告，是在重复福柯“人死了”的畸形宣告，是在重复利奥塔“知识分子死了”的狂欢宣告。我们太迷恋迷津了。在迷津里面，我们有以下几种基本选择：阿Q，唐·吉诃德，包法利及其夫人，甲虫，好兵帅克，夸西莫多。
因此，一串很尖锐的问题出现了：在这样一个多元而又无元的以视觉图景为主要的大众文化时代，诗歌到底往何而去？到底应该以何种形式出现？怎么样才能判断伟大的诗篇？尽管从诗歌的创造性来看，似乎在写作时，可以不受制于业已确立的规则，也可以挣脱所熟悉的范畴，但是在此，我认为，诗歌只是存在着，诗歌的目的也只是证实其本身的存在，它肯定永远都不是所有人的事业，很多时候也确实是不能考虑读者的接受而讨好读者的，它毕竟是创造性的语言形式，而只有在这种形式中才能保证一个诗人敏锐以至先锋的意识，才能确保诗歌的品质，并且诗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必须具有不可估量的风险，以便激发诗人的勇气、智慧，甚至就是以某种终极意义上的玄奥神秘在可感却不可表达之中引领诗人向上，正如歌德说的，“女性引领我们向上”。
二、盘峰诗会之后
一九九九年初的“盘峰诗会”，触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迅速形成两个敌对的诗歌群体，分化与分歧越演越激烈，还直接导致了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翻脸、绝交，使所谓“两条诗歌路线”之间的敌对情绪不断上升到毫无必要的二元对立式的“话语争霸”中，徒耗精力，以至于没有能够讨论该讨论的话题。正是因为这样，九十年代颇显冷清的诗歌界的僵局却被激活了。
但是，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或“民间写作”这样的提法，就是可疑和不妥的，两个诗歌群体的诗人们创造出了什么样的诗歌给我们呢？我们首先从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王家新、西川、孙文波、唐晓渡、程光炜、欧阳江河、肖开愚、陈东东、臧棣、西渡等诗人来看，他们强调在写作上对知识的借助，特别是西方文化和精神，要在诗歌里表现对日常经验的超越，个体写作者要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要有历史意识，要有现实使命感。而持“民间写作”立场的于坚、韩东、杨黎、伊沙、徐江、何小竹、杨克等诗人，则非常注重诗人身体触发的来自内部的东西，也就是不需要任何什么文化背景的支持的东西，鲜活的，原创的，天然的，日常生活与现实语境交织在一起的，就像于坚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赤子的异类之心，再就是韩东的这段话相对具体地呈现了一种民间形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结社、自办刊物和民间串联是与体制对抗的有效形式，它要求的是独立、自由和创造的可能，抵制的是权力、奴役和‘庞然大物’。”其次，正如臧棣这样评价王家新的诗歌“在一种坚定、睿智、高尚的音域里捍卫体现着人性及其尊严的想象力的价值”一样，王家新和他的诗歌确实一再深陷于个人与历史、写作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既渴望个人在历史中最终获得自由。而在西川那里，他说他“不仅关心历史和写作的精神关系、材料关系、语言关系，”而且“也关心这两者之间的形式关系”。到了西渡，就“只为自己写作，因为写作使我感到快乐、自由、感到我的生命”。欧阳江河似乎走得更远，他确认诗人的诗学基础就是“虚构最高现实”，“技法就是思想”。
我们来听听另一种声音。韩东的诗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了一种特别普通、朴素、结实的语言，并且由此一直保持着通体灵透的感觉，在诗歌语言形象上以十分亲切、贴近的面孔在轻轻低诉着诗歌的另一个侧影，简单，直接，准确，干净，明快，纯真，惊奇······他说，“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于坚“拒绝隐喻”。伊沙说过，“我也无法抛开汉语诗歌的具体环境来谈论它，汉语是这样一种语言：锈迹斑斑可视为色彩斑斓，独有的象形文字本身就是诗意的，是‘生成奇迹’。”而杨黎，在《打开天窗说亮话》里说，“诗歌与时间无关。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呈现出来，他肯定就是最好的。”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最主要的不是在语言上的根本分化与分歧，而是在具体内容的表现上。在后者来说，对口语的使用近乎于一种本能的行为；而在前者那里，则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之后的行动。前者不仅关心过去，也试图通过想象触及未来，他们在把自己当一座桥梁建设，意志沉潜而坚定，面容神圣而隐忍，理想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确信诗歌的永恒意义和价值，但是他们也有怀疑，不能不有所怀疑，因为尼采、福柯、利奥塔的残酷宣布，问题是他们能在这种怀疑的痛苦里呆多久，他们能否丝毫不回避痛苦，深入诗歌的内部继续去探索人类的终极，让生命的激情通过一种被他们创造出来的语言实现他们本身就是圣徒而非英雄梦想的结果。后者，因为直接的天然性，也更因为对语言本真的认识，他们采取了最物质的最感官化的态度，就像杨黎所感到的，也像韩东所提出的，语言就是全部，一切都是它或者在它里面，而作为诗人，就是去呈现，再呈现，把当下生活的一切状态、意识以及人的身份、感受、体验直接呈现，“与时间无关”，只与血肉有关，此在就是终极的，就是痛苦的，也是欢乐的。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是中国诗歌的两条道路，也是人类诗歌的两条道路，并非是近来才出现的，而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直就有的。两条道路之间有着种种磨擦、分化、分歧是常态，也有着伴随它们的磨合点。“知识分子写作”为追求一种高度、深度、知识性、历史意识，而造成诗歌对更多读者的阻隔，语言的负荷过重，即使不考虑诗歌的前景，也到了考虑内在的自爆的时候了。

三、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及其意义
在我《浅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先进性 ----关于对林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若干问题〉的一个补充》（以下简称《先进性》）一文中，从侧面进行了个人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认识，因为是“浅论”，所以林童就指出了我的“偷懒”。那么在这里，我就对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先进性进行另一个侧面的再进一步的补充。
首先，我仍要重申我为什么对“第三条道路写作”感兴趣。在《先进性》里，我非常明确表示了我重新回到诗歌是由于诗人杨瑾和老德的影响，特别是杨瑾针对韩东“诗到语言为止”所提出的“诗到意为止”，以及稍后针对网络诗歌提出的“无限制写作”，先后引发了我对诗歌的思考，由此写下了《诗到意为止》、《无限制写作》之一、之二（后来由庞清明建议把题目改成《第三条道路之一》刊发在《第三条道路》2003年卷里）。由于我接受“第三条道路”论坛版主庞清明的邀请，往而驻坛，对“第三条道路写作”开始了思考。勿须讳言，正是我发现自己对“无限制写作”的思考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已经出现的理论文章中所阐释的许多一致性，才有了把自己对二者的思考并在一起的念头。对我个人而言，由于二者在方向上的目的的一致性，也为了更简洁地把握诗歌思考，“无限制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就在我这里是一回事了，而且，还由于后者的出现早在“盘峰诗会”结束之际，又已经在诗歌界产生了其合理性的影响，自然就应该首当其冲了。随后，我的部分思考被写成了《第三种立场/第三条道路》、《庞华坦白书：走在第三条道路上》和《先进性》。
其次，通过林童的《第三条道路论纲》一文得知，“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在1999年底龙脉诗会之后，由于这次会议试图弥合“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裂痕的失败，进一步促使了诗歌的认识、观点、写作的分化、分歧，直接导致了“第三条道路”。因此，林童说“‘龙脉诗会’最大的贡献----便是‘第三条道路’以另一种力量出现。它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思维模式和标准模式的彻底变革，即由长期以来的二元论向多元化的转变。”显然，在当时，作为一个新事物，准确说是一个新的写作理念，“第三条道路写作”尽管在1999年底集结并出版了有莫非、谯达摩等人主编的《九人诗选》，但因为所选的芜杂不纯，因为“只是为当时没有站到‘知识分子’和‘民间’这两大阵营的诗人提供了平台”，以至于林童不无遗憾地又比较欣慰地继续说道，“事实证明，这本诗选也的确不能完全看作是‘第三条道路’的选本，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只要诗人能找到自己的路，并有力量前行，就不必问出处了”，所以，直到现在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诗人注意到、认同、重视，正好说明它在历经沉潜、默默实践之后向诗歌界，向诗人们，闪现了其先进性。在这里，我认为，“第三条道路”就是前文所说的那个万花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万花筒，多元化只能最后成为无元，成为一种诗歌资源的浪费，就像虾蟹拉车的故事一样，诗歌这辆车是不会被拉动的。
而且，从“第三条道路”的发展过程来看，继1999年《九人诗选》之后，2001年又出版了第二本《九人诗选》，从入选者的名单可以发现某种变化，第一本的名单如下：莫非、车前子、简宁、席君秋、树才、殷龙龙、小海、尹丽川、谯达摩；第二本的名单如下：谯达摩、路也、卢卫平、娜夜、林家柏、邱勇、赵丽华、林童、殷龙龙。而更大的变化还在于，谯达摩为第二本写有《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林童则为第二本写下了《“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他们分别为“第三条道路”确定了同一的方向，也提供了具体的文本分析。到了2002年9月20日，为了“第三条道路”的连续性，《第三条道路》诗报在林童、谯达摩的主编下出版了创刊号，接着，在12月20日又出版了第二期，以及后来的林童主编的综合性报纸《时代作家》接替了《第三条道路》诗报，继续发表了大量关于“第三条道路”诗人的诗歌和评论，使“第三条道路”仿佛涟漪，正在不断向外扩散开，日益显明了在诗歌界的重要性。特别是2001年8月开始编辑，于2002年5月出版的《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分作品和理论两部分，收录了自胡适“尝试派”以来30多个重要的新诗流派，入选诗人300余人，诗作数近千首，在“第三条道路写作”诗群方阵里，入选的诗人有：莫非、谯达摩、娜夜、卢卫平、路也、温冰然、十品、简宁、殷龙龙、席君秋、树才、凸凹、张耳、李南、陆苏、邱勇、林家柏、禄琴、刘川、刘文旋、马永波、谷禾、杨晓茅、杨拓、墓草、钱兆亿、唐诗、黄海凤、庞清明、姜宇清、韩高琦、老巢、蔡丽双、讴阳北方、海啸、老德、林童等37人，和2003年7月8日，由夏子华主编的《伯乐》在运河文化广场杨拓新居，第一次公开召开了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座谈会，及为了更有力推动“第三条道路”，在诗人庞清明的努力下，2003年6月，“第三条道路”网络诗歌论坛开通，在大范围里集结了一大批非常有实力的诗人和批评者，在我的视野里，有这些名字：庞清明、谯达摩、林童、十品、海啸、马永波、老德、徐慢、张作梗、莫非、树才、安琪、凸凹、殷龙龙、刘川、刘歌、金辉、张选虹、胡亮、杨通、玄鱼、唐诗、墓草、庞华、阳阳、杨拓、谷禾、红杏、赵思运、吕历、沈河、丁成、遗墨、子梵梅、王征珂、梁山剑客、八零、胡磊、兰马、西北龙、闵云宵、云南泉溪、楚楚、卢卫平、路也 、简宁、斯如、刘汉通、林林、老巢 、姚园、冰儿、梅依然、鲜娅、李霞、李祖德、林韵然、 钱兆亿、 蔡俊、飞沙、牧野、郭希明、孙慧峰、游鱼、侯平章、南渡、罗唐生、孙启泉、李滨、乐思蜀等，都对“第三条道路”的宽阔创建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李霞所言，“这些名字与诗的关系会越来越不同寻常”，因为他们在保持适度的多元化写作时，所遵循的是各自在诗歌写作上的独立和自由，也正如我在《第三种立场/第三条道路》里所说的： “中心”既散，中心意指也就消失了。“一”的爆碎，已成众多之“一”。由“一”而“一”，已不复原“一”了。但是，爆碎之后的“一”又可镜显原“一”。反之亦然。虽则镜镜互照，互显，彼此间差异或大或小，彼此间循环交织，统一性已不再可寻，只在彼此本身之外，在“意”之中统一。这些形状殊异的碎片，悬浮于意识的空间，等待着，而在等待中，它们的镜镜互照互显就是旁观与被旁观的关系，一旦取消，无异于遭到阉割。它们必须呆在各自领空而星光灿烂。此亦是罗兰·巴特《文之悦》里指出的“文”的编织（或交织）所带来的悦，既是对肉体超越，更是一种精神整体性的超越。
因此，再回顾莫非说“第三条道路”是另类的另类，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再回顾树才说“三”是多，是变化，是每一个诗人自己的路；再回顾谯达摩说“三”是“三生万物”，是多元，是差异，是独立，是不结盟；再回顾胡亮的“提倡一种老实和诚实的的写作，一种从自己身上掉下一块肉的写作，一种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写作”；再回顾兰马的“第三条道路：一个接近自然数‘1’的诗歌‘写作分数’”；再回顾庞华说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先进性，首先在于它的肇始者们的远见卓识和网络诗歌论坛上对平等、自由、独立的平台搭建、实现，接着，在于符合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及时地改变了我们头脑中的意识、拓宽了时代的诗歌视野，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真理的生产方式、当下诗歌的规则，使诗歌在传媒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以其新的思维方式准确地观察到了新的变化，并在变化中不仅保证了，还督促了每一个诗人在写作中的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呈现，而且，使诗歌的语言形象由此也获得了一个具有无限可塑性的可能”；再回顾李祖德的“‘第三条道路’是未完成的，它仍然在延伸和拓展之中。‘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呼唤。‘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当代汉语诗歌公共话语场域建构的过程”；再回顾李霞的“‘我’是一，一即第一也即一切。‘我’追求第一也追求一切，艺术除了这两个追求别无他求。第一和一切的同一才是艺术的至境。‘我’是人之一，‘我’乃一元，有‘我’们才有多元，才有世界”；再回顾林童的最终的确认“第三条道路----通向辽阔的艺术世界”；“第三条道路写作”已经成为了“第三条道路协作”了，有些类似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称为的“协力关系网”，是一个万花筒式的“复合文本”，而只有如此，才能出现我在《非诗之诗》第十四节《阅读》里的情形：“于复合文本之中，读者经与单个文本交往，交流，完成再写作及批评（读者独立的反应能力），确认单个文本的身份（因此也就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被允可进入，显明脉络，获得链接。”所谓单个文本，我认为，既是作者又是他的诗。
综上所述，“第三条道路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不同之处首先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对被人为演绎成针锋相对的一定程度的敌我关系的两种写作具有缓解、整合的意义；其次，在于它的本着诗歌良知，剔除了人为的心胸狭隘的诟病，所进行和展开的在认识诗歌的路上的诗歌的交往、交锋、相互批评、自我意识、自我批评；最后就是像林童、胡亮、赵思运、胡磊、李霞、李祖德、庞华、兰马等诗人和批评者在近期针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理论、诗人的个体文本、当下诗歌现象以及景观、诗歌的未来趋向所作的各有侧重、互补的充分的思考、挖掘、整理，使诗歌在一个世纪结束之后，一个世纪开始之初，站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起点上，与第三条道路的热情鼓动者、诗人庞清明为主共同在“第三条道路”网络诗歌论坛上创建了一个为诗歌助跑、给诗歌翅膀的平台。但不是团结了一大批诗人们，而是吸引了一大批诗人们，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做自己的主，完全可以毫无保留地发挥自己的诗歌才能，愿意呆着的呆着，不乐意的大可以走人，然而去者不是没有一个，而却是不众。这已经够了，已经非常能说明问题了。总之，“第三条道路写作”在最终试图抵达“通向辽阔的艺术世界”的路上，其最基本的立场和原则，正如胡亮指出的“元”，是一个开始，而我想加一个字说，是“新开始”。这么说，不是要完全结束“知识分子写作”或者“民间写作”，也非要成为第三种写作，应当还是本着“龙脉诗会”召开的原因，为了整合中国诗歌，但已经不是去帮他们弥合了，而是已经产生了一种原生的巨大的自行自觉的诗歌整合磁力场，因此，林童根据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所提出的“优化组合”、“资本组合”的合作方式，至少在目前，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完全有益于诗歌的发展和诗学建设的，因为，如果承认诗歌的未知性，那就是说，我们通向诗歌的道路永远没有最后的，永远是在新开始。因此，我在我的《非诗之诗》的第四十八节《形式主义者》里这样写道：“为了内容，他必须苦思冥想：明天该有什么样的形式。”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诗歌的业余作者和业余批评者，深知诗学建设的艰辛和难度，所以我并无这样的野心，同时也更加深知诗歌写作的创造性不是谁想有就有的，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意志以及天分（我相信天分对一个诗人来说，至少要占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只能依据自己的写作经验和理论思索，事实求实地从一个客观视角，始终依据一个事物处于变化之中，就必须依照变化而作出相应审视、相应判断的基本的立场和原则来说出个人观点和事实，并试图以相对丰富的诗歌资料来佐证，试图呈现诗歌写作的迷津依然存在着，而我们依然在迷津中，能否保持适度，能否突破，我想已经不是本文的任务了。这个得交到每一个正在进行诗歌写作的诗人们手中去了，也许那时就是伟大诗篇出现的时候。

2004/04/22----27，于南昌南阁。